說起北宋文學家蘇軾，人們不免會想起著名的“烏臺詩案”。

那么蘇軾究竟寫了什么而引發(fā)“烏臺詩案”呢？其結果又如何？

這還要從王安石變法說起。

宋朝到了宋神宗時期，面對國家已經到了民窮財盡、國庫空虛、軍備政事都處于衰微的局面，宋神宗想通過變法來挽救國家的命運。

他委任王安石進行變法。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因操之過急，一些弊端也顯露出來，造成老百姓的日子更難了。

所以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也不少，蘇軾就是其中一位。

蘇軾也因此受到主張變法的反對派的排擠，他在朝廷無法呆下去了，于是他提出外調，先后到杭州、密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就在湖州，出事了，出大事了。蘇軾被捉拿到御史臺審問。

他究竟寫了什么內容引出被審的事呢？

原來，蘇軾在外地做了湖州知府，按當時的規(guī)定，他上奏了《湖州謝上表》。表中有幾句這樣的話：“陛下知其愚不識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yǎng)小民。”意思是說作為人臣，我實在沒有什么政績可言，但是皇恩浩蕩，還是繼續(xù)任用我。

古人在寫文章時總是注意遣詞造句，力求能表詞達意，何況蘇軾是大文人，寫詩作文原本就十分講究。

當時剛好又遇到王安石變法，變法派和保守派斗爭十分激烈。

保守派認為變法無事“生事”，“新進”則是王安石引進的個別品質低下的變法新人，于是“生事”、“新進”這些本來就很普通的字眼，這時被賦上了深刻的內涵，成了保守派對變法派攻擊的專有名詞。

當時的一個監(jiān)察御史李定摘了“生事”“新進”等詞語，加以“愚弄朝廷，妄尊自大”的罪名，提請整個御史臺彈劾蘇軾。

但是光憑這一點來定蘇軾的罪，恐怕有點說不過去。不巧的是，蘇軾的一本《元豐續(xù)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出版。

這就給御史臺的一些人提供了良機，他們經過四個月的苦心挖掘，終于找出蘇軾很多首詩中存在犯忌諱的詞句，于是上奏朝廷，稱蘇軾“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

于是，宋神宗派欽差到湖州傳喚蘇軾進京。蘇軾一到京城，立刻被逮捕了。

從當年八月到十月，御史臺審了蘇軾將近三個月。據史書記載，御史臺內有許多柏樹，樹上棲息了幾千只烏鴉，所以人們就把這專案叫做“烏臺詩案”。

御史臺的人在蘇軾的詞里找了一些比較敏感的用詞，蘇軾也被逼寫了幾萬字的交代材料，承認了他對新法的不滿意。御史臺由此認定蘇軾誹謗新政罪名成立，蘇軾必死無疑。

那接下來又發(fā)生了怎樣的轉機呢？蘇軾沒有被殺是他遇到了貴人。

幸得宋太祖趙匡胤立國之初下過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律不殺大臣�！�

幸得宋神宗不是一個昏君，謹慎做事，他清楚蘇軾本來就是一個口不擇言的文人。

幸得曹太皇太后為蘇軾說情，請求神宗免他一死。

幸得蘇軾諷刺過的那些“先進”那些“生事者”，如王安石、章惇那樣的人站出來給他說好話，勸宋神宗放過蘇軾。

最后，宋神宗也不想把事情鬧大，來個順水推舟，赦免了蘇軾的死罪。

當年十二月，蘇軾被貶到黃州，充團練副使，限制其人身自由，不能簽署公文。

蘇軾因《湖州謝上表》的幾句話引發(fā)了文字獄，比起因文章言行而在殘酷的文字獄中丟了性命的人來說，蘇軾算是幸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