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時期，有個叫仇氏的女人，長得漂亮，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卻因為"作風問題"連續(xù)嫁了三次人。

神奇的是，她生的三個娃各個不得了：一個成了著名和尚，一個當上了朝廷大官，一個變成了京城第一花魁。

關鍵是，她的兩個兒子和北宋文豪蘇軾還有著復雜的關系——一個是鐵哥們，一個卻是死對頭！

“奇女子”仇氏

仇氏生在北宋年間，具體出生年月已無從考證。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這位女子長得那叫一個美，不是一般的美，是那種讓人看一眼就忘不了的美。

除了美貌，她還有一手不錯的才藝，琴棋書畫樣樣精通。

按理說，這樣的女子應該是當時社會的香餑餑，嫁個好人家過上幸福生活不成問題。

可惜，仇氏有個致命的弱點——就是"作風問題"。

啥叫作風問題？就是在古代社會，一個已婚女子和別的男人有不正當關系，這在當時的禮教社會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仇氏的第一段婚姻是嫁給了饒州浮梁(今江西景德鎮(zhèn)一帶)的林家。

林家雖不是什么大富大貴之家，但也算是當地的小康之家。

婚后不久，仇氏為林家生下了一個兒子，取名林了元。這個孩子后來成為了北宋著名的禪師佛印。

但好景不長，林了元才兩歲，仇氏就因為"作風問題"被林家掃地出門。

在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下，一個有污點的女人被休棄后，生活可想而知是多么艱難。

失去第一段婚姻后，仇氏輾轉來到了江蘇揚州。在這里，她憑借自己的美貌和才藝，成功嫁給了當時的國子監(jiān)博士李問。

不過，因為已經有過一次婚姻，仇氏只能做李問的妾室。

在李家，仇氏又生下了一個兒子，取名李定。這個李定后來成為了北宋朝廷的重臣，官至御史中丞。

在李家生活了一段時間后，仇氏又因為"舊病復發(fā)"（還是那個作風問題）被李家趕了出來。

兩次婚姻兩次被掃地出門，仇氏的名聲可想而知有多差了。

輾轉流離之后，仇氏第三次嫁人，這次嫁給了郜姓人家，依然是做妾。

在郜家，她生下了女兒郜六，這個女孩后來改名蔡奴，成為了北宋京城汴梁的頭牌花魁。

佛印和蘇軾：一生的“摯友”

林了元，也就是后來的佛印和尚，是仇氏的長子。

在他兩歲時，母親就因為"作風問題"被趕出了家門。失去母親的小林了元在父親和祖父的撫養(yǎng)下長大。

年幼的林了元似乎天生就與佛有緣。據說他小時候就喜歡和村里的老和尚玩耍，整天纏著老和尚講佛經故事。

十二歲那年，他正式出家為僧，法名"了元"。后來因為他的禪機和才學出眾，被金山寺請去做了住持，并獲得了"佛印"這個名號。

佛印和蘇軾的相識純屬偶然。

相傳有一次，蘇軾路過金山寺，聽說這里有個年輕有為的方丈，便進寺拜訪。兩人一見如故，從此成為了忘年交。

佛印雖然是和尚，但性格卻十分豁達開朗，絲毫沒有出家人的拘謹。

他與蘇軾志趣相投，兩人經常一起飲酒賦詩，談天說地。

有一次，蘇軾喝多了，指著佛印說："你這和尚，看著像坨牛糞。"佛印不慌不忙，笑著回答："你這官人，看著像尊佛。"

蘇軾一聽，得意洋洋："我怎么像佛？"佛印笑道："佛眼里見牛糞，牛糞眼里見佛。"這一番機鋒對答，把蘇軾噎得啞口無言，后來傳為佛門典故。

佛印和蘇軾的友誼持續(xù)了很多年。在蘇軾被貶黃州期間，佛印多次前去探望，給予精神上的支持和安慰。

蘇軾曾經寫詩贊美佛�。�"萬事都如云過眼，一身長似水行舟。"可見兩人之間的友誼有多深厚。

李定：從一紙告狀到烏臺詩案

與佛印的友誼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蘇軾與仇氏的次子李定之間卻是一段恩怨情仇。

李定出生后不久，母親仇氏就因為"作風問題"被趕出了李家。李定由父親李問撫養(yǎng)長大，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聰明好學的李定很快就展現(xiàn)出了過人的才華，順利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了朝廷為官。

李定一路升遷，成為了王安石新政的堅定支持者。

當時的北宋朝廷分為新舊兩黨，新黨以王安石為首，主張改革；舊黨則反對變法，其中就包括蘇軾。

蘇軾和李定的沖突始于一次偶然。

當時蘇軾通過佛印得知李定的身世——李定的生母仇氏去世后，李定并未為其守孝。

在古代，不為父母守孝是大不孝，是要受到社會唾棄的。蘇軾知道這件事后，在一次公開場合無意中提及，讓李定顏面掃地。

自此以后，李定對蘇軾懷恨在心，一直尋找機會報復。

1079年，機會終于來了。蘇軾在《湖州謝上表》中流露出對王安石新政的不滿，被御史臺官員視為大不敬。

李定作為御史中丞，抓住這個機會，積極搜羅蘇軾的詩文，尋找可以定罪的證據。

這就是著名的"烏臺詩案"。蘇軾被關進監(jiān)獄長達四個多月，險些成為北宋第一個因文字獄而被處死的文人。

最后在王安石等人的說情下，蘇軾免于一死，但被貶謫到遙遠的黃州（今湖北黃岡）。

蔡奴：北宋京城的頭牌花魁

仇氏的第三個孩子郜六，也就是后來的蔡奴，生活軌跡與她的兩個哥哥截然不同。

關于蔡奴為何改名，有一種說法是她被賣到了蔡姓人家，故而改姓。

不管怎樣，蔡奴憑借著遺傳自母親的絕色容顏和才藝，很快在京城汴梁的花街柳巷中脫穎而出，成為了教坊司的“頭牌花魁”。

教坊司是宋朝官方設立的管理歌舞藝人的機構，花魁則是其中藝藝雙絕的佼佼者。

蔡奴不僅容貌出眾，還精通琴棋書畫，能歌善舞，詩詞歌賦樣樣精通。

在當時的汴梁城，達官貴人爭相拜訪，就為了一睹蔡奴的風采，聽她彈一曲，唱一首。

蔡奴的名聲越來越大，甚至驚動了宮廷。

據說宋徽宗趙佶也慕名前來，被蔡奴的才藝所折服。不過，這些都是后人的傳說，真實性難以考證。

有意思的是，蔡奴成名后，已經隱退多年的仇氏又重新出現(xiàn)在了公眾視野中。

此時的仇氏已經年老色衰，但她以"蔡奴之母"的身份，再次獲得了社會的關注。

不得不說，這是一種諷刺——年輕時因"作風問題"被社會唾棄的女子，年老時卻因女兒的成名而重獲"尊重"。

“烏臺詩案”的始末

“烏臺詩案”是北宋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也是了解蘇軾和李定關系的關鍵事件。

烏臺，指的是御史臺的別稱，因為御史臺的大門漆成烏黑色，故稱"烏臺"。

事情發(fā)生在1079年，當時王安石新政已經推行了多年，朝中新舊黨爭日益激烈。

蘇軾作為舊黨代表人物，多次表達對新政的不滿。

在《湖州謝上表》中，蘇軾寫道："臣愚不識時務，遂至獲譴。"這句話表面上是自責，實際上是對朝廷政策的不滿。

李定得知此事后，立即向朝廷告發(fā)蘇軾"謗訕朝廷"。

他還命人搜羅蘇軾歷年詩文中的"罪證"，如《江上逢張十一南游》中"頗怪君來向此間，重湖輕蓋欲嬋娟"等詩句，指控這是在諷刺朝廷。

蘇軾被捕后關押在御史臺獄中，整整四個月。這期間，李定多次上奏，要求嚴懲蘇軾。

幸運的是，王安石雖然是新政的發(fā)起者，但他欣賞蘇軾的才華，認為"蘇軾詩雖有可議處，然不至大逆"。

在王安石等人的說情下，宋神宗最終決定免除蘇軾的死罪，但將其貶謫到黃州。

在黃州的日子里，蘇軾創(chuàng)作了大量膾炙人口的作品，包括《念奴嬌·赤壁懷古》《前赤壁賦》《后赤壁賦》等。

這些作品展現(xiàn)了蘇軾豁達樂觀的精神，也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瑰寶”。

北宋女子仇氏的三個孩子——佛印、李定、蔡奴，一個成為高僧，一個為官朝廷，一個艷冠京城，各自走上不同人生道路。

而佛印與李定與蘇軾之間的友誼與恩怨，更是構成了一段引人深思的歷史佳話。

信息來源：

《宋史·文苑傳》、《東坡志林》、《金山志》、《蘇軾年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