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在中國古代藝術(shù)中占據(jù)了一席之地。從漢代的馴象圖到魏晉南北朝的佛教象征，尤其是與升仙信仰和佛教的結(jié)合，大象的形象經(jīng)歷了顯著的變化。

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出版的新書《交融與創(chuàng)新：北魏平城時代研究論集》（云岡研究院編）以云岡石窟為研究對象，探討數(shù)個世界級文明在古絲綢之路上多次碰撞與融合形成的多元文化形態(tài)。節(jié)選即其中，通過分析大象圖像在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演變軌跡，揭示大象如何成為各類信仰和文化的交匯點。

云岡第37窟東壁

從遠古時期開始，大象逐漸為人們所馴服，并開始廣泛參與人們的生產(chǎn)生活，如狩獵、祭祀、戰(zhàn)爭、進貢等，之后進入圖像世界，被賦予一定的文化內(nèi)涵。當前，人們對大象圖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漢畫。學者們不僅關(guān)注到了獨立的馴象圖，還關(guān)注到了大象圖像常與其他圖像組合出現(xiàn)。此外，學者們也關(guān)注到了石窟、壁畫等佛教藝術(shù)中的大象，并集中于對六牙象王、乘象入胎等圖像的考察。還有部分學者對中古時期的象輿圖有所留意。唐、宋、元、明、清各代，也均有學者對大象展開研究。

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大象研究，尤其是大象圖像研究，鮮有人涉足，或許是此時期大象圖像分布分散、類型復雜之故。比較兩漢與魏晉南北朝的大象圖像，我們發(fā)現(xiàn)二者的類型有明顯的不同：漢代以馴象圖為主要題材；而魏晉南北朝的大象圖像多富有宗教色彩，佛教色彩尤為濃重，馴象圖反而并不多見，故本文首先擬對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大象圖像進行分類考察，進而分析大象圖像轉(zhuǎn)型的原因。

一、世俗社會中的大象圖像

兩漢時期的大象圖像以馴象圖為主，包括胡人鉤象、牽象、騎象等多種具體形態(tài)，反映了大象在當時的現(xiàn)實生活中具有娛樂表演、禮儀出行、軍事作戰(zhàn)等功能。魏晉南北朝時期馴象圖雖然仍能見到，但數(shù)量大幅減少，這或許與自然環(huán)境變遷、大象南遷、馴象活動減少有關(guān)。

文獻所見最早的馴象朝貢記錄是漢武帝時期的“南越獻馴象”，此后馴象朝貢常見于史書記載。霍去病墓出土的單體臥象石刻（圖1）也反映了這一背景，大象既是“殊方異物”，又是祥瑞的一種，于是被制作成石刻，置于陵墓中，紀念霍去病抗擊匈奴的卓越貢獻。

圖1 霍去病墓出土臥象石刻

此外馴象還可由馴象師指揮進行娛樂表演。漢武帝時在長安西面修筑建章宮，其西有“數(shù)十里虎圈”，漢元帝曾“幸虎圈斗獸，后宮皆坐”�？梢姖h朝皇室不僅飼養(yǎng)百獸，還設置有專門觀賞斗獸的場地。雖然這里只提到了馴虎，但其時未嘗沒有馴象，大量出土的馴象圖便可證明這一點。如河南南陽英莊出土的東漢畫像石（圖2），畫面右側(cè)有一戴尖頂帽的胡人執(zhí)鉤馴象，左側(cè)有一猛虎，反映出當時兼有馴象、馴虎的娛樂表演。

圖2 河南南陽英莊出土東漢馴象圖

馴象還可用于禮儀出行。河南唐河出土的新莽天鳳五年騎象圖，畫面中大象長鼻卷曲，背上乘坐二人，一人結(jié)跏趺坐，一人悠然仰臥（圖3）。山東徽山兩城出土的東漢中晚期牽象圖，上部繪有大象、駱駝、龍，下部為車馬出行圖（圖4）。這兩幅圖都反映出大象可作為騎乘工具。傳世文獻中也可見“象輿”一詞，“它通常指象背之上設輿（車床）”。傳說黃帝在戰(zhàn)勝炎帝之后便“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又如晉武帝平吳后，“南越獻馴象，詔作大車駕之，以載黃門鼓吹數(shù)十人，使越人騎之。元正大會，駕象入庭”。而且，象輿在輿制等級序列中似乎處于較高位置，通常為帝王的騎象工具，不僅有黃帝、晉武帝為證，在域外亦復如是，“自林邑、扶南以南諸國皆然也。其王著法服，加瓔珞，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吉貝傘，以吉貝為幡旗”。

圖3 河南唐河出土新莽天鳳五年騎象圖

圖4 山東徽山兩城出土東漢牽象圖

軍事作戰(zhàn)中也常出現(xiàn)大象的身影。王莽時期就已驅(qū)使大象等猛獸用于軍事助威�！逗鬂h書·光武帝紀》載：“初王莽征天下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數(shù)百人，并以為軍吏；選練武衛(wèi)，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又驅(qū)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約東漢章帝時期的山東孝堂山石祠東壁畫像（圖5），下部表現(xiàn)激烈的胡漢戰(zhàn)爭，上部表現(xiàn)宏大的出行場景，居中位置有并排行進的大象和駱駝，象背上乘坐三人，該圖可能表現(xiàn)的是戰(zhàn)時出征或得勝班師的情景。視線后移，蕭梁在與北周的江陵之戰(zhàn)中，也將兩頭大象投入戰(zhàn)場，“梁人束刃于象鼻以戰(zhàn)，忠射之，二象反走”。

圖5 山東孝堂山石祠東壁畫像

令人驚奇的是，及至魏晉南北朝，馴象圖的數(shù)量大幅減少，管見所及，僅發(fā)現(xiàn)五件馴象圖和一件象奴俑。新疆尼雅遺址出土的晉代木雕門板上畫有一頭大象，象腹凸出，身上遍布圓圈形圖案，背上鋪有一件華麗的毛氈，象首侍立一光頭人物，右手似乎正牽著象鼻（圖6）。有學者認為該圖像兼有來自西北印度、西亞等地的造型因素，牽象者可能是印度馴象人。新疆阿斯塔納出土的北朝方格紋獸錦中白象四足站立，象背上裝飾有華蓋，并有象奴持鉤馴象，圖像呈經(jīng)向式重復排列。該圖案亦具有鮮明的中亞、西亞風格。

圖6 新疆尼雅遺址出土晉代木雕門板

相似的織錦圖案在比利時私人收藏中也可看到，該件北朝時期的獅象蓮花紋錦存有兩件殘片：一件保留了象首部分圖案，可以清楚地看到象背上亦有象奴鉤象，蓮臺下織有“右”“白”兩字；另一件則保留了象尾部分圖案，獅紋附近織有“王”“宜”“大吉”字樣，陳百超據(jù)此進行了圖案復原。江蘇徐州內(nèi)華出土了一件象奴俑（圖7），其時代大致為東晉劉宋時期，“象作停立狀，四腿為圓柱形，大耳圓眼，長鼻直垂，短尾……象的背部較平坦，上面騎坐一人。騎象人頭戴尖頂帽，深目高鼻，雙臂殘缺，左腿彎曲，右腿前伸”，可見騎象人也具有典型的“胡人”特征。美國洛杉磯私人收藏的一張北魏造像碑拓片，其上也繪有馴象圖：大象體形壯碩，劍齒鋒利，象鼻前伸，背上鋪有蓮花紋毛氈，象首有一個散發(fā)的胡人，手持長鉤，作馴象狀。山西沁縣南涅水發(fā)現(xiàn)了多座北魏四面多級組合式造像塔，編號QN七三-1的東魏龕下刻有一頭豐腴的大象，長鼻垂地，前方有一人，似作牽象狀（圖8），其表現(xiàn)的是《賢愚經(jīng)·象護品》中象護與金象的故事。六件大象形象中，后二者明顯具有佛教色彩。

圖7 江蘇徐州內(nèi)華出土象奴俑

圖8 山西沁縣東魏造像塔

漢晉時期馴象圖的減少，或許與自然環(huán)境變化有關(guān)。葛全勝指出，秦漢時期東中部地區(qū)氣候溫暖，冬半年平均氣溫較今高約0.24℃；而魏晉南北朝時期，東中部地區(qū)氣候寒冷，冬半年平均氣溫較今低0.4℃以上，并呈現(xiàn)出“稍冷（220—350）—稍暖（360—440）—較冷（440—530）—稍暖（540—580）”四個變化階段。其中481—510年可謂是“最冷30年”，冬半年平均氣溫較今低1.2℃左右。大象畏寒，不喜陽光直曬，性喜水，多以嫩葉瓜果為食，故對棲息地的食物、水源、溫度、海拔等要求都非常嚴格。在中原氣候轉(zhuǎn)寒之際，它們逐漸南遷到了淮河以南的長江流域甚至更遠的地區(qū)，文煥然就指出：“大致在晉代以前，野象可以在長江以北長期棲息；以后則限于江南”。

誠然如此，“最冷30年”間幾乎沒有馴象朝貢的記載，盡管永平二年（509）有嚈噠、薄知國向北魏獻白象，但此時即將擺脫“最冷30年”。正是漢魏南北朝自然環(huán)境的變化致使大象的活動范圍逐漸南退，馴象活動隨之減少，大象之于中原王朝成稀罕物，馴象圖自然逐漸衰落。不僅在秦漢至南北朝有這樣的變化，隋初至唐末也是如此：隋唐初期，氣候回暖，戰(zhàn)亂減少，國家呈現(xiàn)出開放包容的盛世景象，于是馴象圖重新增多，各類大象圖像均有發(fā)展，唐末氣候再次轉(zhuǎn)寒，不僅馴象表演逐漸減少，馴象朝貢也大不如前�？梢姎夂�?qū)Υ笙蠓植己痛笙髨D像的影響頗為深刻。

圖9 北朝對獅對象牽駝人物紋錦

圖10 北朝套環(huán)對象鹿孔雀紋錦

此外，地處絲綢之路核心地帶的新疆、青海出土了多件北朝時期的織錦，其上裝飾有象紋圖案。阿斯塔納出土的織錦上裝飾有一對水平對稱的大象，象鼻垂地，象背上鋪有鞍韉。都蘭熱水出土的織錦除有對獅對象紋外還有牽駝紋。圖9亦為對獅對象牽駝紋錦，這件織錦中間為建筑與神像，表現(xiàn)的可能是一佛二弟子的造型，兩側(cè)各有走象、臥獅、牽駝三組圖案，駝下還織有銘文“胡”字，表現(xiàn)的是絲綢之路上的胡商形象。圖10為套環(huán)對象鹿孔雀紋錦，每組套環(huán)內(nèi)最上方均有兩只背向而立的大象。圖11為團窠聯(lián)珠動物樂舞錦。該件由四片錦縫接而成，每片錦片上均殘留一組圖案相同經(jīng)向連續(xù)的卷云圈。圈內(nèi)紋飾自上而下依次為胡人騎象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