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書法神韻斷想之十八

人們常說“文如其人”“書如其人”把做人與做書法等同，常舉的例子像宋代的“蔡京”，最早的宋四家“蘇黃米蔡”的“蔡”就是蔡京，但是由于其是奸相，臭名遠揚，故而以其侄蔡襄換之。明書畫鑒賞家張丑在《清河書畫舫》中說：“宋人書例稱蘇、黃、米、蔡者，謂京也。后人惡其為人，乃剔去之而進君漠書耳。君謨在蘇、黃前，不應(yīng)列元章后，其為京無疑矣。京筆法姿媚，非君漠可比也�！泵鞔鷮O鍍也說；“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漠，則前后輩倒置……”（摘自《書畫跋》）安世鳳的《墨林快事》也替蔡京書名被掩打抱不平，說；蔡卞勝于蔡京，蔡京又勝于蔡襄，“今知有禁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清杭世駿的《訂訛類編續(xù)編》也將“蘇黃米蔡非蔡襄”，作為“人訛”的一個事例�？梢�，明清時“蔡京說”曾有很大影響。平心而論，“蔡京說”的提出確有一定的道理。蔡京的書法藝術(shù)有姿媚豪健、痛快沉著的特點，與保待著較多“古法”的蔡襄相比，蔡京的書法似乎更富有新意，也更能體現(xiàn)宋代“尚意”的書法美學(xué)情趣。因而在當(dāng)時已享有盛譽，朝野上庶學(xué)其書者甚多。元陶家儀《書史會要》曾引當(dāng)時評論者的話說；“其字嚴(yán)而不拘，逸而不外規(guī)矩，正書如冠劍大人，議于廟堂之上；行書如貴胃公子，意氣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絕古今，鮮有儔匹�！庇纱丝梢姴叹┊�(dāng)時在書法藝術(shù)上的地位。

秦檜是狀元出身，其書法成就也很高，從現(xiàn)在存世的作品來看，其《深心帖》結(jié)體落落大方，頗有大家風(fēng)范，《偈語》帖23行，每行2—5字不等，計110字，殘5。首題“秦檢書 偈語”尾落朱文“秦”、“檜”二印，另有鑒藏數(shù)枚，足見其真。用筆率意自然，松脫舒暢，結(jié)字順勢而就，不滯不板，其筆意結(jié)體與蔡京兄弟非常相似，但氣勢之開張稍不開，但由于其謀害岳飛，遭世人唾罵，其書法藝術(shù)也被世人蔑視，無人傳承仿效，大量作品散失，為人所輕，被歷史湮沒。

為官者之忠奸是中國歷史人們一條衡量官員的重要的標(biāo)準(zhǔn)，是大是大非的問題，忠者青史留名，奸者遺臭萬年，從這種意義上講，書法藝術(shù)似乎有一個政治標(biāo)準(zhǔn)，這就是書法家的人品問題。而趙孟頫、王鐸都是在民族矛盾激化時，朝代更換，以漢族之身，為異族政權(quán)之臣，被世人非議，趙孟頫是一代書畫大家，，他作為南宋遺逸而出仕元朝，經(jīng)歷了矛盾復(fù)雜而榮華尷尬的一生，對此，史書上留下諸多爭議。由“薄其人遂薄其書”，而貶低趙孟頫的書風(fēng)，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行臺恃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于江南”，趙孟頫等十余人，被推薦給元世祖忽必烈，初至京城，受到元世祖的接見，贊賞其才貌，驚呼為“神仙中人”，給予種種禮遇，被任命為從五品官階的兵部郎中。元仁宗時，又將趙孟頫晉升為翰林學(xué)士承旨、榮祿大夫，官居從一品。至此，趙氏政治地位達到了一生中的頂峰。由于仁宗的青睞和趙氏藝術(shù)的出類拔萃，趙孟頫晚年名聲顯赫，“官居一品，名滿天下”。王鐸身逢明清之交的改朝亂世，仕途多變，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禎帝自縊于景山。馬士英等在南京擁立福王，待為東閣大學(xué)士。滿清入關(guān)后被授予禮部尚書、官弘文院學(xué)士，加太子少保，于順治九年病逝故里。福王南京稱制王鐸任東閣大學(xué)士，入清又官至大學(xué)士，擢禮部尚書。服務(wù)兩朝，身為二臣，這在中國文化中是不忠無氣節(jié)的表現(xiàn)，特別又是為異族政權(quán)服務(wù)，如同漢奸！如果說蔡京、秦檜是大奸，那么趙孟頫、王鐸就是大惡。可是后二人則是中國書法史赫赫有名的人物。書法成就是不可忽視的，但常常被世人微詞不屑，看來書法藝術(shù)看重的不僅僅是書品，還有人品。

“書如其人”用在人品書品一致契合上是可以的，但作為一條規(guī)律是不足取的。且不説趙孟頫、王鐸，就說說蔡京、秦檜的書法，誰要能從他們的書法作品中看出那副奸佞的人品出來，那也是睜著眼說瞎話！但要是從他們的書法藝術(shù)的高度去評價他們的人品，那是太高抬他們了。看來書品是書品，人品是人品，是兩個范疇，有聯(lián)系但不互換，“書如其人”是不能濫用的。

其實在書法史上還有一個人品不怎么樣，但在書法藝術(shù)上卻是顛峰式的人物。他就是董其昌，他的字、畫以及書畫鑒賞，在明末和清代名聲極大。善畫山水，遠師董源、巨然和黃公望。其畫風(fēng)筆意安閑溫和、清新秀麗。他提倡用摹古代替創(chuàng)作。又以禪宗的南北派比附繪畫，他與莫是龍、陳繼儒提倡“南北宗”之說，即把“院體”山水畫與 “文人畫”人為地分為南北兩派。稱“南北宗”。他是尚南貶北，抬高文人畫的地位，打擊壓制和他相抗衡的“浙派”。其山水作品，用筆柔和，秀媚有余，魄力不足，缺乏氣勢，且多輾轉(zhuǎn)摹仿，如《峒關(guān)蒲雪圖》、《溪山平遠圖》等，皆為摹古之作。

董其昌的書法，時有“邢張米董”之稱，把他與臨沂邢侗、晉江張瑞圖、須天米鐘并列；繪畫上有南董北米之說。董其昌沒有留下一部系統(tǒng)的書論專著，但他在實踐和研究中得出的心得和主張，散見于其大量的題跋中， 董其昌有句名言：“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边@是歷史上書法理論家第一次用韻、法、意三個概念劃定晉、唐、宋 三代書法的審美取向。這些看法對人們理解和學(xué)習(xí)古典書法，起了很好的闡釋和引導(dǎo)作用。董其昌一生勤于書畫，又享高壽，所以傳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白居易琵琶行》，《三世誥命》、《草書詩冊》、《煙江疊嶂圖跋》、《倪寬贊》、《前后赤壁賦冊》等　

萬歷十七年（1589年），三十四歲的董其昌終于考中進士，供職于翰林院，繼續(xù)努力和探索自己的書畫藝術(shù)。其時的董其昌還算是一個恭謙之人。例如，翰林院學(xué)士田一儁去世，因為一生清廉，身后蕭條，他便自告奮勇，告假護柩南下數(shù)千里，送老師回福建大田縣。他一度擔(dān)任皇長子朱常洛的講官，但因為朝中復(fù)雜的人事關(guān)系，不久，便告病回到松江。而京官和書畫家的雙重身份，使他的社會地位迥異往昔，家鄉(xiāng)的大財主、士大夫和地方官吏，便聯(lián)袂登門拜訪，不斷前來巴結(jié)討好。這時，董其昌的感覺就跟以前大大不同了。

　　其后，他相繼擔(dān)任過湖廣提學(xué)副使、福建副使，一度還被任命為河南參政，從三品的官職。但他不以此為意，托辭不就，在家鄉(xiāng)優(yōu)游，整天沉浸在翰墨當(dāng)中。許多附庸風(fēng)雅的官僚豪紳和腰纏萬貫的商人紛至沓來，請他寫字、作畫、鑒賞文物，潤筆贄禮相當(dāng)可觀。社會地位的提高和財富的空前增加，使得董其昌完全蛻變了，從一個初不起眼的角色，迅速演變成名動江南的藝術(shù)家兼官僚大地主，到后來則成為擁有良田萬頃、游船百艘、華屋數(shù)百間的松江地區(qū)勢壓一方的首富。官帙的光芒和金錢的力量，會加速人的社會角色的轉(zhuǎn)換，對意志力不強的人發(fā)出難以抵擋的誘惑，從而腐蝕、迷亂人的本性，使之異化、變質(zhì)。明末江南，大凡有著顯宦頭銜和赫赫聲名的人，無一不是家財萬貫者，而這些有錢人很少有不學(xué)壞的，在董其昌之前、之后，都有相當(dāng)數(shù)量作惡鄉(xiāng)里的惡霸。董其昌，一個有功名且在書畫藝術(shù)和文物鑒賞方面有相當(dāng)造詣的文人，墮落成一個為非作歹魚肉鄉(xiāng)里的惡霸，成為書畫史上有名的惡棍，不能不讓人倒吸一口涼氣。

　　董其昌的貪婪不比惡霸遜色。也許是年輕時家境不很富裕，董其昌一旦擁有了社會知名度，內(nèi)心的渴求就變得急切，貪婪程度讓人吃驚，對錢財?shù)木鹑〉搅藷o所不用其極的地步，“膏腴萬頃，輸稅不過三分”。雖然董其昌當(dāng)時的政治地位不及徐階，但他是全國第一流的書畫家，在士林中有很高的聲望。這一點又為徐階所不及。在貪鄙、橫暴、無恥方面，董其昌比自己的前輩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本人驕奢淫逸，老而漁色，有多房妻妾，且招致方士，專功房中術(shù)，竟到了變態(tài)的地步。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秋天，實足年齡已六十的董其昌竟然看中了諸生陸紹芳佃戶的女兒、年輕美貌的綠英姑娘。更可惡的是，董的幾個兒子都相當(dāng)專橫，尤以第二個兒子董祖常最為狠毒，帶了人強搶綠英給老子做小妾，是董其昌強搶民女的主兇。而陸紹芳對董氏父子強搶民女的做法非常憤慨，在四鄉(xiāng)八舍逢人便講，張言批評。松江民眾早已對董家的惡行有意見，事情發(fā)生后，當(dāng)即有人編出故事來表達憤怒之情，題目叫《黑白傳》，因為董其昌號思白，另一個主角人物是陸紹芳，源于陸本人面黑身長。故事的第一回標(biāo)題是：“白公子夜打陸家莊，黑秀才大鬧龍門里”。不久，說書藝人錢二到處說唱這個故事。董其昌知道后大為羞惱，以為這是一位叫范昶的人搗的鬼，便派人每天對范昶凌辱逼問。范昶不承認，還到城隍廟里向神靈起誓，為自己辯白，董家卻依然不放過他，最后竟逼得他暴病而死。范母認為這是董家所逼，于是帶著兒媳龔氏、孫媳董氏等女仆穿著孝服到董家門上哭鬧，誰知董其昌父子指使家丁對她們大打出手，又將她們推到隔壁坐化庵中，關(guān)起門將幾個婦女摁倒，剝掉褲子，用棍子搗戳陰戶。范家兒子用一紙“剝褌搗陰”的訟狀將董家告到官府。但是，官府受理了訴狀，又礙于董其昌之名難于處理，一時拖延不決。

　　董其昌及其家人“封釘民房，捉鎖男婦，無日無之”令人發(fā)指的罪行，早已激起了民眾特別是士林的憤怒：“斂怨軍民，已非一日，欲食肉寢皮，亦非一人，至剝裩毒淫一事，上干天怒，惡極于無可加矣�！焙�剛峰曾經(jīng)預(yù)言過的“民今后得反之也”，果然變成了轟動江南的事實。朝野為之震動。這是萬歷四十四年（1616 年）春天的事情，一場群眾自發(fā)的抄家運動。有人把這個過程記錄了下來，是為《民抄董宦事實》。事件爆發(fā)前，有人貼出了詞鋒犀利、無比憤怒的檄文，張榜公告，讀來令人血脈賁張：

“……人心誰無公憤。凡我同類，勿作旁觀，當(dāng)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討，以快人心。當(dāng)問其字非顛米，畫非癡黃，文章非司馬宗門，翰非歐陽班輩，何得僥小人之幸，以濫門名。并數(shù)其險如盧杞，富如元載，淫奢如董卓，舉動豪橫如盜跖流風(fēng)，又烏得竊君子之聲以文巨惡。嗚呼！無罪而殺士，已應(yīng)進諸四夷，戍首而伏誅，尚須梟其三孽�！�…若再容留，決非世界。公移一到，眾鼓齊鳴，期于十日之中，定舉四兇之討。謹(jǐn)檄�！�

　　從初十、初十一到十二日，各處飛章投揭布滿街衢，兒童婦女竟傳：“若要柴米強，先殺董其昌。”人們到處張貼聲討董其昌的大字報和漫畫，說他是“獸宦”、 “梟孽”，以致徽州、湖廣、川陜、山西等處客商，凡受過他家欺凌的人都參加到揭發(fā)批判的行列中來。甚至連娼妓嫖客的游船上也有這類報紙輾轉(zhuǎn)相傳，簡直到了 “真正怨聲載道，窮天罄地”的地步。

　　人們憤怒的情緒積聚著，到了十五日行香之期，百姓擁擠街道兩旁，不下百萬，罵聲如沸，把爪牙陳明的數(shù)十間精華廳堂盡行拆毀。第二天，從上海青浦、金山等處聞訊趕來的人早早就到了，上房揭瓦，用兩卷油蘆席點火，將董家數(shù)百間畫棟雕梁、朱欄曲檻的園亭臺榭和密室幽房，盡付之一焰。大火徹夜不止。他們還把董其昌兒子強拆民房后蓋了未及半年的美輪美奐的新居，也一同燒了個干凈。

　　十七日，適逢有個穿月白綢衣的人，手持繪有董其昌墨跡的扇子，人們也怒不可遏地沖上去將其撕扯掉，還把不服氣的持扇人痛打了一頓。

　　十九日，仍不罷休的民眾將董其昌建在白龍?zhí)兜臅鴪@樓居焚毀，還把董其昌手書“抱珠閣”三字的匾額沉在河里，名曰：“董其昌直沉水底矣�！�

　　坐化庵正殿上有一塊橫書“大雄寶殿”的大匾，落款“董其昌書”，老百姓見了，紛紛用磚砸去，慌得和尚們自己爬上去拆下來，大家齊上前用刀亂砍，大叫：“碎殺董其昌也�！�

　　董其昌被嚇得要死，惶惶然避于蘇州、鎮(zhèn)江、丹陽、吳興等地，一時如喪家之犬，直到半年后事件完全平息才敢回家。

　　就這一事件，人們對董其昌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不意優(yōu)游林下以書畫鑒賞負盛名之董文敏家教如此，聲名如此！”“思白書畫，可行雙絕，而作惡如此，異特有玷風(fēng)雅？”

　　當(dāng)然也有人為之遮掩的，說他是為名所累。但毛祥麟在《墨余錄》中特別指出：“文敏居鄉(xiāng)，既乖洽比之常，復(fù)鮮義方之訓(xùn)，且以莫須有事，種生釁端，人以是為名德累，我直謂其不德矣�！�

今人如果把書法家董其昌與惡霸董其昌放在一起是無法重合的，在這里惡霸董其昌打破了“書法可以陶冶情操”的結(jié)論。德與藝是雙向修煉，對書藝的修練不能代替對藝德的修煉，練武者要首先講武德，搞書法的人也要修書德，人品書品要達到高度的統(tǒng)一，到那個時候才可以稱得上是“書如其人”。在評價書法作品與書法家時，不能“因人非書”，也不能“以書評人，以偏概全”，在修煉書藝時，要德藝雙修，不要“以藝代德”，“書法是不能陶冶情操的”書法只有在書法藝術(shù)的追求修煉中體悟人生，體悟大道，以修德為自律，讓書法閃耀著人性的光輝，蘊藏著人性的真善美，使書法藝術(shù)帶著鮮明的藝術(shù)個性，這才稱得上是有神韻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