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長河奔流不息，沖刷出無數(shù)興衰成敗的印記。

司馬光窮盡心力編纂的《資治通鑒》，不僅是一部帝王教科書，更是一本人性洞察的百科全書。

梁啟超曾言：“讀《資治通鑒》者，如飲醇醪，不覺自醉，以其敘興亡，明因果，示勸戒，最足發(fā)人深省也。”

在這部巨著的字里行間，反復印證著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洞悉人性，特別是其趨利避害的復雜本質，往往是決定成敗榮辱的鎖鑰。

古往今來，能成大事者，莫不精于此道。

他們或能預判人心向背，或能駕馭利害糾葛，或能在人性的迷宮中找到那條通向光明的路徑。

翻開這部煌煌巨著，讓我們跟隨古人的足跡，結合近世的回響，探尋那隱藏在成敗背后的幽微人性。

《資治通鑒》開篇不久，戰(zhàn)國初年的風云便撲面而來。

魏文侯欲啟用平民段干木，其弟魏成力薦，言段干木“守道不仕”的高潔。

文侯親至其閭，段干木逾墻而避，文侯反而愈加敬重，每過其門必軾。

然而，當文侯欲伐中山，需要得力干將時，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善用兵、能征伐的李克（又名李悝），而非僅具道德聲望的段干木。

司馬光于此評道：“文侯能尊賢者而顯用之，亦能知所急先務也�！�

他精準地判斷出，在“尊賢”的道德光環(huán)與“伐國”的現(xiàn)實利益之間，此刻國家的核心需求是開疆拓土的軍事勝利，李克的將才遠勝段干木的清譽。

文侯深諳人性需求層次，明白不同情境下人們（包括他自己）最迫切追求的利益是什么。

千年之后，清末洋務重臣張之洞面對“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提出了著名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這看似保守的口號，實則是他深刻洞察當時朝野人心、平衡利害的精妙策略。

他深知完全守舊已無法抵御外侮，但全盤西化又必然觸動根基，引發(fā)守舊勢力的激烈反彈，導致改革夭折。

于是，他巧妙地以“衛(wèi)道”之名，行“變革”之實。

他在《勸學篇》中直言：“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將學習西方科技定位為保全中國根本利益（“體”）的必要手段（“用”）。

這既安撫了清廷中樞的疑慮，又為引進西方技術、創(chuàng)辦漢陽鐵廠等近代工業(yè)掃清了部分思想障礙。

張之洞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精準把握了統(tǒng)治階層和士大夫群體在時代劇變中的核心關切——維護統(tǒng)治穩(wěn)定與傳統(tǒng)文化主體性。

他找到了新舊利益訴求之間的最大公約數(shù)。

魏文侯與張之洞，相隔兩千年，卻都因透徹理解特定情勢下最關鍵的人性需求——趨何利，避何害——而得以推動事業(yè)，名垂青史。

利害，永遠是驅動人性最直接、最強大的引擎。

能辨識當下最緊要之利害，并據(jù)此調整策略者，方能在復雜環(huán)境中覓得生機。

《資治通鑒》卷六記載了長平之戰(zhàn)的慘烈前奏。

趙孝成王惑于秦相范雎的反間計，聽信了“秦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的虛言。

朝堂之上，藺相如、趙奢遺孀皆力諫趙括“徒讀父書，不知合變”，絕非良將。

然而，趙王眼中只看到趙括談論兵法的滔滔不絕、意氣風發(fā)，被其表面的“知兵”假象所迷惑。

他內(nèi)心深處更渴望一位能帶來速勝、提振士氣的“名將之后”，以慰藉對秦軍壓境的恐懼。

結果，趙括代廉頗為將，紙上談兵終致四十萬趙卒被坑殺，趙國元氣大傷。

司馬光于此痛切指出，趙王之失在于“不察虛實”，被浮言和個人的焦慮蒙蔽了判斷。

歷史總是驚人相似。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面對步步緊逼的日寇侵華野心，國民政府高層在戰(zhàn)略判斷上同樣陷入了“虛實之辨”的困境。

部分人沉浸于“國際調�！钡幕孟�，寄希望于列強干涉，甚至低估了日本全面侵華的決心和瘋狂。

淞滬會戰(zhàn)期間，“速勝論”一度甚囂塵上，未能清醒認識到敵我實力在裝備、訓練、工業(yè)基礎上的巨大差距。

這種對敵情、我情“實”的誤判，對國際援助“虛”的過度期待，導致戰(zhàn)略部署出現(xiàn)偏差，雖將士浴血奮戰(zhàn)，仍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

趙孝成王與抗戰(zhàn)初期的某些誤判，皆因未能穿透人性中常見的自欺欺人與一廂情愿。

成功者，必具一雙冷眼，能剝開浮華、謊言與自我安慰的迷霧，直抵事物堅硬冰冷的本質核心。

洞悉人性之虛妄，方能把握現(xiàn)實之真實。

《資治通鑒》漢紀部分，漢宣帝劉詢登基后的隱忍堪稱典范。

當時權臣霍光輔政，威震朝野，“政事一決于光”。

年輕的宣帝深知霍氏家族勢力盤根錯節(jié)，其本人更對霍光有廢立之功心存忌憚。

他選擇了極致的“退”：對霍光禮敬有加，言聽計從，甚至霍光還政時也堅決推辭，“謙讓不受”。

在霍光面前，他表現(xiàn)得毫無主見，甘居幕后。

朝臣私下議論新帝過于柔仁。

然而，宣帝并非懦弱，他深知此時強行爭權無異于以卵擊石，他在“退”中觀察、等待、積蓄。

直至霍光病逝，霍家失去主心骨，且其子弟不法之事漸露，宣帝才以雷霆手段，步步為營，最終將龐大的霍氏集團連根拔起。

司馬光評其“能養(yǎng)威重，承大統(tǒng)”，這份在弱勢時主動退避、靜待時機的智慧，正是基于對權臣人性（貪權、驕縱必致敗亡）和自身處境的深刻把握。

近代中國商界巨子榮宗敬、榮德生兄弟的創(chuàng)業(yè)史，同樣寫滿了“進退”的智慧。

他們在面粉、紡織業(yè)取得巨大成功后，并未盲目擴張。

面對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國內(nèi)政局動蕩、世界經(jīng)濟危機沖擊、日資企業(yè)擠壓等多重困境，他們審時度勢，采取了“以退為進”的策略。

果斷收縮部分戰(zhàn)線，集中力量鞏固核心產(chǎn)業(yè)，加強內(nèi)部管理，引進先進技術，甚至不惜關閉部分效益不佳的工廠以保存實力。

這種看似保守的“退”，實則是為了規(guī)避風險、蓄積力量。

待形勢稍穩(wěn)，他們又能迅速抓住機遇，實現(xiàn)更大發(fā)展。

榮氏企業(yè)歷經(jīng)風雨而能基業(yè)長青，與其掌舵人深諳“知進知退”的人性化生存法則密不可分。

霍光權傾朝野時的“進”，終招滅族之禍；漢宣帝與榮氏兄弟在特定情境下的“退”，反而成就了長遠的“進”。

《資治通鑒》反復昭示：人性常趨“進”而憚“退”，然明者見危于無形，知何時當激流勇進，何時該韜光養(yǎng)晦。

能參透此中玄機者，方能在人生的激流險灘中行穩(wěn)致遠。

《資治通鑒》如一面巨鏡，映照出千年不變的人性底色。

司馬光窮其一生，欲“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其核心便是洞察人性在歷史棋局中的關鍵落子。

無論是魏文侯、張之洞對利害的精準拿捏，還是趙王、抗戰(zhàn)初期對虛實的誤判之痛，抑或漢宣帝、榮氏兄弟在進退間的從容斡旋，都深刻印證了這一點。

成敗榮辱的密碼，往往就隱藏在“趨利避害”、“慕虛忘實”、“知進難退”這些人性的幽微褶皺之中。

讀懂了人性，就讀懂了歷史的邏輯，也握住了破局當下的鑰匙。

故曰：欲成事者，必先察人。

以史為鑒，明心見性，縱使世路崎嶇，亦能于人性的迷宮中，尋得那束指引成功的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