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1日，《新青年》雜志上發(fā)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吹響了白話文運動的號角。1月4日，蔡元培正式出任北大校長。1月11日，蔡元培舉薦陳獨秀擔任北大文科學長。不久陳獨秀北上，《新青年》雜志也由上海搬到了北京，成為具有全國影響的雜志。新文化運動以《新青年》為陣地，浩浩蕩蕩地展開，最終引爆了“五四運動”。整整一個世紀以后，回顧這一系列事件，我們不禁有些疑惑：遠在美國的胡適為何會給當時聲名并不響亮的《新青年》投稿？蔡元培作為一個革命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怎么會被任命為北大校長？作為校長的蔡元培又為什么愿意為陳獨秀偽造學歷以使其出任文科學長？當時的“保守主義者”又是如何回擊陳獨秀和胡適等人的？帶著這些問題，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專訪了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共黨史專業(yè)的楊宏雨教授。

楊宏雨

澎湃新聞：1917年1月1日，《新青年》雜志第二卷第五號發(fā)表了胡適那篇著名的《文學改良芻議》。但是，當時的胡適遠在美國，《新青年》雜志銷量也不過一千余冊，與后來搬到北大以后的《新青年》的影響無法相提并論。在通訊如此發(fā)達的今天，有時候想給一個雜志投稿還可能會不知門路。那么，一百年前，胡適是如何結識陳獨秀并給他投稿的呢？

楊宏雨：在民國初年，有一個組織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同鄉(xiāng)會，以及遍布各地的同鄉(xiāng)會館。胡適和陳獨秀都是安徽人，陳獨秀是安徽懷寧（今天的安慶）人，胡適是安徽績溪人。陳獨秀在上海辦《青年雜志》，最開始的時候沒有名氣，也沒有稿源，基本都是陳獨秀一個人在寫，還有就是一些安徽同鄉(xiāng)的讀書人幫著一起寫�？梢哉f，《新青年》在創(chuàng)辦初期是皖籍知識分子為主的同仁刊物。胡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由當時亞東圖書館經理、同為安徽人的汪孟鄒介紹給陳獨秀的。胡適1917年才回國，所以胡陳二人在1917年前是沒有見過面的。但是，陳獨秀的《青年雜志》第一期出版后，汪孟鄒就把它寄給了遠在美國的胡適，并寫信給胡適轉達了陳獨秀的約稿之意。1916年2月，胡適寫信給陳獨秀，提出“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西歐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后乃有自己創(chuàng)造之新文學可言也”。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記錄了這封信。這也是兩人通信的開始。

1916年夏，胡適把自己翻譯的俄國作家泰來夏甫的短篇小說《決斗》寄給陳獨秀，刊登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上，這是胡適給《新青年》撰稿的開端。從那以后，他陸續(xù)在《新青年》上發(fā)表了《通信》和《藏暉室札記》等文章。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

澎湃新聞：當時的胡適還在哥大讀哲學博士，他為什么會關心起白話文并號召“文學革命”呢？

楊宏雨：這要從胡適的留學經歷說起。胡適去美國讀書，是以庚子賠款官費生的名義去的，用今天的話來說，是公費留學。他每個月都會收到華盛頓清華學生監(jiān)督處寄來的支票。除了支票以外，信封里還有一張小傳單，傳單上寫著“多種樹，種樹有益”，“廢除漢字，改用字母”等標語。這其實是當時在監(jiān)督處工作的一位名叫鐘文鰲的外國人給這些留學生寄支票時夾帶的“私貨”。對于這些傳單，胡適平時都是一扔了之。但有一次，不知道是不是胡適心情不好，他收到傳單后立馬回了一張小紙條給對方，說：“像你這樣既不懂漢字，又不能寫漢文的人，最好閉起你的鳥嘴�！比欢�，紙條寄出去以后，胡適很懊悔，覺得自己不應該對這樣一位熱心于中國事務的人如此不友好，同時也自責沒有為中國的文字和文學改良盡力。此后，他和之前康奈爾大學的校友、語言學家趙元任開始研究和討論中國的語言和文字等問題。

1915年，胡適寫了一篇名為《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于教授》的文章，提出中國的文言文是半死的語言。比如他舉例說，文言稱“犬”，而人們口語早已稱“狗”；文言“乘馬”，而白話是“騎馬”。1915年胡適從康奈爾大學轉到哥大以后，又經常和任鴻雋、梅光迪等人辯論白話詩的問題，提出“作詩如作文”的思想，決定不再寫舊詩，而專用平白易懂的白話寫詩，這也就是后來《嘗試集》的由來。

陳獨秀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還有陳獨秀的影響。在1916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二號上，陳獨秀發(fā)表了胡適8月份從美國寫給他的信，在這封通信中，胡適初步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八項主張。陳獨秀對胡適的文學革命主張大為贊許，回信要求胡適做更進一步的闡述，這就是后來的《文學改良芻議》。

蔡元培是如何成為北大校長的

澎湃新聞：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出任北大校長，翻開了北大歷史上最輝煌的一頁。當時是北洋政府時期，蔡元培作為老國民黨員和革命黨人，是如何成為北大校長的呢？能否介紹一下這段歷史？

楊宏雨：在說蔡元培之前，有必要回顧一下北大的歷史。我們都知道，北大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是中國官辦的最早的新式高等教育學府，在中國的教育界和思想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到了民國時期，北大的地位和影響力明顯下滑。這和北大內部激烈的派系斗爭有很大關系，也和北大校長頻頻更迭有關。1912到1916的5年間，北大就換了五位校長（嚴復、章士釗、馬良、何燏時、胡仁源）。校長走馬燈似地更替，使得北大不僅沒有保持其應有的光彩和地位，反而成了一個誰都不想接手的爛攤子。這就是蔡元培上任前北大的基本情況。

那么，為什么最后會由蔡元培接手北大呢，我個人覺得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蔡元培是正宗的科班出身，中進士、點翰林，有真學問。在民國初年的那個氛圍下，老輩士大夫心目中，科舉出身還是很重要的，新學成就反而有點被視為旁門左道。像嚴復，雖然學問也很大，但因不是科舉出身，當北大校長的時候就一直不能服眾。

范源濂

其次，蔡元培在民國初年的時候就出任過教育總長，提出了“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舉的方針，并對民國初年壬子、癸丑學制的制定作出過重大貢獻，他在教育界的地位和聲譽，他人難以望其項背。

再次要說到當時的教育總長范源濂。1916年袁世凱死后，范源濂被任命為教育總長。民國初年蔡元培任教育總長的時候，范源濂是教育次長。兩個人分屬不同的黨派（蔡是國民黨，范是梁啟超的共和黨），政見不同，對于教育的看法也不同。蔡元培認為中國的教育，要首先辦好大學，這樣高中教育就有了人才，慢慢地小學和中學也就有了教員；范源濂卻認為，教育要先從小學辦起，只有辦好了普通教育，才能辦好高等教育。盡管如此，政見和辦學理念的差別卻并不妨礙兩人共事，他們一致認為“教育是應當立在政潮外邊的”，在工作中互相尊重，推動了中國教育事業(yè)的變革。蔡元培在1916年出任北大校長，也正是因為得到了時任教育總長范源濂的首肯和舉薦。

最后，還有一個不太上臺面的原因，就是同鄉(xiāng)之間的提攜。當時向范源濂推薦蔡元培為北大校長的人中，湯爾和、陳黻宸和馬敘倫等，都是浙江人。從某個角度來說，蔡元培之所以能在北大立住腳跟，除了他自己的學養(yǎng)、為人以外，跟他的籍貫也有一定關系。當時在北京的教育界里，浙籍知識分子確實占了比較大的比例。以至于后來別人攻擊魯迅，說他是“某籍某系”，某籍其實指的就是“浙籍”。

澎湃新聞：蔡元培上任后沒多久，就舉薦陳獨秀為北大的文科學長，還幫陳獨秀做假學歷，稱陳獨秀為“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yè)，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蔡元培為什么如此器重陳獨秀？

楊宏雨：蔡元培和陳獨秀其實很早就認識了，早在1904年，他們就一起在上海搞革命，做炸彈，彼此都給對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蔡元培對陳獨秀的好印象主要有兩個方面。

第一是陳獨秀當時主編《安徽俗話報》，宣揚白話和革命思想，從1904年3月至1905年8月，共出二十二期。一開始合作的幾個人都因為困難和危險而離開，陳獨秀一個人堅持了好一陣，這讓蔡元培很佩服他的毅力和責任心。

第二是陳獨秀“精通訓詁音韻，學有專長”。過去北大教授對陳獨秀頗有不屑，認為他僅靠辦雜志進北大，但陳獨秀晚年編的《小學識字教本》，充分顯示了他在這方面的造詣，也被學界廣泛認同。就像我們今天說魯迅是大師，不僅僅是因為他白話小說寫得有多好，更多的是因為他抄古碑抄出來的學問，你看魯迅寫文章的取材和他的知識結構，那不是一般人能企及的。

當時，具體向蔡元培推薦陳獨秀的是北京醫(yī)專的校長湯爾和及北大的教員沈尹默。在此之前，北大文科學長夏錫祺辭職，湯和沈都向蔡推薦陳獨秀，湯爾和交給蔡元培十多本《新青年》，并說陳“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如果北大文科學長缺人，可選陳獨秀。

至于偽造學歷，我想是不得已之舉，反映的是蔡元培“不拘一格用人才”的苦心。北大是中國的最高等學府，出任北大的文科學長，如無一定的學歷和在教育界工作的履歷，是不可能被北洋政府教育部批準的。

“真正為《新青年》找到突破口的是胡適”

澎湃新聞：《新青年》在上海的時候，每期的銷量只有1000多冊。等到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把《新青年》編輯部搬到北京，《新青年》才開始有了全國性的影響，鼎盛時期每期有近兩萬的銷量�！缎虑嗄辍肥侨绾螐囊粋�“皖籍知識分子的同仁刊物”，變?yōu)椤靶挛幕�運動的陣地”的呢？

楊宏雨：其實根據現在的研究顯示，《新青年》在上海的時候，并沒有所謂的編輯部。陳獨秀是主編，也是主要的作者，另外有一些安徽同鄉(xiāng)和好友撰稿。在新青年的第二卷、第三卷的封面上，都大寫著“陳獨秀先生主撰”，這其實就是當時的實際情況。陳獨秀來到北大以后，北大是知識分子云集的地方，他又是文科學長，自然不愁沒有稿源了。1918年1月，陳獨秀召集《新青年》編輯部會議，宣布“本自第四卷第一號起，投稿章程業(yè)已取消，所有編撰，悉由編輯部同仁，共同擔任”。這就是說，從此以后，都只用約稿，外部投稿一律不用，即使采用，也不給稿費了，一下牛氣起來了。

《新青年》第三卷第一號，封面寫著“陳獨秀先生主撰”。

《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此時的新青年已經有了編輯部，不再是“陳獨秀先生主撰”了。

《新青年》創(chuàng)辦初期只是一份普通的知識分子讀物，銷量也遠不如同時期的《東方雜志》等刊物。我們現在追溯歷史，覺得新青年的意義在于陳獨秀的《敬告青年》，在于提倡“德先生”和“賽先生”。其實在當時，這些口號在社會上是引不起太大波瀾的。民國已經成立了，帝制已經被推翻，“民主”和“科學”已經成了政治正確的東西，你提這些東西是引不起很大反響的。真正為《新青年》找到突破口的，是胡適，而這突破口，就是白話文。

白話文在中國社會其實存在了很長時間，但是歷史上，文、言是分家的。胡適就跳出來說，中國文學的正宗在哪？過去我們一直以《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這些為文學的正宗，以注經、解經為學術的正宗。但是中國文學也有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是草根的、是民間的、是被認為不登大雅之堂的，比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志怪小說、唐傳奇、宋元的話本小說、明清的演義小說，今天被我們稱作“四大名著”的東西，在當時是下里巴人的。甚至連“四大名著”的作者，我們今天都有爭議，就因為在當時，文化人寫這些東西被認為是丟面子的，考不上科舉的人才來寫這些，沒有幾個人愿意出來承認說“這個是我寫的”。

胡適提出白話文問題以后，又以白話文作為中國文學的正宗，一下子中國文學史就要重寫了，你可以想見這在當時讀書人心中的顛覆性。也正是等到胡適開始討論白話文以后，《新青年》的影響才逐漸大了起來。順便說一下，學界現在對于“新文化運動”開始于何時是有爭論的。一派學者認為應該從陳獨秀創(chuàng)辦《青年雜志》開始，另一派認為應該從胡適在《新青年》上發(fā)表《文學改良芻議》開始。我個人傾向于后一種觀點。

但是，回到歷史現場，《文學改良芻議》也只是拉開了白話文運動的序幕，在當時，文言和白話也還是并立的，大家井水不犯河水。新、舊派文人的對立，和《新青年》的暴得大名，是從錢玄同和劉半農的“雙簧戲”開始的。

事情的經過想必很多人都了解，1918年3月的《新青年》上并列刊出了兩封信。一封是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寫給《新青年》的公開信，信以文言寫成，故意以一個封建文化衛(wèi)道士的口吻說話，歷數《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的罪狀。而另一篇《復王敬軒書》署名“本社記者半農”，由劉半農執(zhí)筆，通篇都與前文針鋒相對。兩人的雙簧把清末民初的大翻譯家、桐城派古文大家林紓卷入了罵戰(zhàn)。對于新文化運動，林紓本來一直保持著沉默靜觀的態(tài)度。但在“雙簧信”的挑釁之下，林紓在上�！缎律陥蟆飞蠈懥硕唐�文言小說《荊生》和《妖夢》來回擊陳獨秀和胡適等人，一下子引爆了新舊文人之間的對立。在這個事件之后，《新青年》的銷量一下大增，不僅是主張白話的人，連那些老派讀書人，也要買《新青年》來看。

胡適

“保守主義者”如何回應胡適和陳獨秀？

澎湃新聞：“五四”時期其實是一個思想高度多元化、各種思潮并立的時代，但是在后來的歷史敘事中，因為種種原因，激進派占據了話語主導權，于是我們很多人對新文化運動的印象就變成了“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等等，甚至到后來，連胡適也被排除出去了，陳獨秀成了唯一的“總司令”�；氐綒v史現場，當時的思想界狀況是怎樣的？像黃侃、辜鴻銘、章士釗這樣的“保守主義者”，又是如何看待胡適和陳獨秀等人的主張的呢？

楊宏雨：過去我們對于“五四”和“新文化運動”的理解，其實都太狹隘了。我們在考察五四人物的時候，只把陳獨秀、魯迅、胡適這樣的“新派人物”算進去，給人造成了一種新文化運動很激進、很反傳統(tǒng)的印象。但實際上，“五四”一詞的第一次出現，是在梁啟超的《五四紀念日感言》一文中�，F在的學者提出了一個概念，叫“五四文化圈”，指的是一個同時存在于五四時期，共同關心新文化問題的，由具有不同價值觀念和理想的知識分子組成的群體。他們有不同的知識背景，占據不同的出版媒介，擁有不同的讀者群，在對待傳統(tǒng)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態(tài)度上有著顯著的差異，但這并不能抹殺他們都關心民族國家命運、都是愛國者的事實。在這個群體中，有相對激進的群體，他們以《新青年》、《新潮》為陣地；有相對保守的群體，以《學衡》和《東方雜志》為陣地，當然還有更多的是個體，比如梁啟超和梁漱溟，很難用簡單的“激進”或“保守”來概括他們。

回到歷史現場，“保守”和“激進”的對立遠沒有我們想像的那么嚴重。李大釗經常在研究系辦的《晨報》上發(fā)文章；章士釗和胡適在飯館的相遇和相互贈詩也被傳為佳話；黃侃罵錢玄同罵得厲害，那是因為他們都是章太炎的學生，黃侃還是錢玄同的師兄。當時的北大，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支持傅斯年、羅家倫等北大進步學生組成“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俞士鎮(zhèn)、薛祥綏等在黃侃、劉師培等人的支持下，出版《國故月刊》，成立了“國故社”。從表面上看，新舊沖突得很厲害，但事實上雙方各自做著自己的事業(yè)，論戰(zhàn)不多，謾罵幾乎沒有，更沒有意見不合、飽以老拳的事發(fā)生。辦社團自然需要經費，校長蔡元培一碗水端平，給兩邊的社團都撥付了所需的費用。在當時的北大乃至整個知識界，雖然新舊兩派觀點有對立，但并非你死我活的關系。后來五四運動的時候，陳獨秀在新世界游藝場散發(fā)傳單被捕，劉師培等人也都參與了營救，類似的事情，再往后就很難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