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建安時代是中國文學史上，特別是文人詩傳統(tǒng)里很特別、很輝煌的時代。這時文學題材已經(jīng)從詞賦轉變?yōu)槲逖栽姡@一時期作家的數(shù)量和水平，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提到建安文學，就不得不提到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他們在建安文學上的地位超過了建安七子。建安文學存世的作品很少，只有三百多篇，其中曹植有八十幾篇，曹丕有四十幾篇，曹操有二十幾篇，占了建安文學作品總數(shù)的近一半之多，可以說沒有三曹，就沒有建安文學的巔峰。三曹是建安文學的領袖，建安七子不過是羽翼，下面就來具體談談三曹在文學上的成就。
沒有曹操，就沒有建安文學，曹操是建安文學的奠基人，他達到的高度無人可以企及。
在東漢末年的亂世之中，如果不是曹操將天下文士收歸帳下，恐怕很多人會在戰(zhàn)亂中凋零。
曹操并不是只收不用，他為這些文人提供了做官的機會，“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共歡顏”所描述的場景，早在東漢末年就已經(jīng)有了先例，這個引領潮流的人物就是我們通常意義上所說的奸雄曹操。
曹操和很多割據(jù)一方的勢力不同，他不是為了邀買人心才對文人雅士傾心相交，他是從心底里想復興文化，在政治上想統(tǒng)一天下的同時，也主動肩負起了文化復興的重任。
這個重任不是誰強加給他的，而是曹操自己主動擔當起來的，占領文化陣地這種說法估計曹操沒想過，但作為一個多才多藝的文化人，為天下文人雅士在亂世中開啟一片凈土，為飽受戰(zhàn)亂之苦的百姓在精神上增加一絲慰籍，就是我曹孟德的追求。曹操的《求賢》、《舉士》、《求逸才》諸令強調(diào)唯才是舉，其目的就是打破士族門第的限制，從各階層提拔人才。
《魏志-荀彧傳》中說曹操“外定武功，內(nèi)興文學”。
因此，曹操所任用的人才首先是有“治國用兵之術的”，其次就是文人雅士。
曹操自己的文學路線和寫作態(tài)度，對于其他作家起到了引導和倡導的作用。
《文心雕龍-時序》說：“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三國志》注引《魏書》說曹操“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
曹操樂府詩中的《薤露行》和《蒿里行》兩篇，記錄了東漢末年的時事。
《薤露行》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
其中《薤露行》記述了何進誤國和董卓殃民。
《蒿里行》鎧甲生蟣虱，百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蒿里行》則反映了群雄私爭使兵災延續(xù)，這兩篇也被稱為漢末實錄和詩史。
曹操的另一類詩，則側重于表達自己的政治態(tài)度，如在《對酒》里描寫了作者理想中的太平時代，在《度關山》里強調(diào)了正刑和節(jié)儉，反對“勞民為君”。在《短歌行》中歌頌周文王、齊桓公、晉文公，表明自己謹守臣節(jié)，忠于大漢的政治態(tài)度，曹操作為一個政治家，他的詩作中可以對其政治主張和抱負一窺端倪。
曹操的抒情詩《龜雖壽》中的名句“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強調(diào)有志進取的人雖然知道歲月蹉跎，但是他們會一直秉承積極的態(tài)度，相信人面對困境，一樣可以有所作為。在《短歌行》中所說：“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币搀w現(xiàn)了曹操積極進取的心態(tài)。
曹操開啟了建安文學，屬于開創(chuàng)者。但要說到建安文學的領袖人物的話，則非曹丕莫屬，所謂領袖不是作品最多，而是影響最大，這不僅限于文學作品的影響，也包括對于建安文學發(fā)展的影響。
曹丕是曹操的次子，他哥哥曹昂去世之后，曹丕就成了爵位的繼承人。曹操去世以后，曹丕繼承了爵位，并接受大漢“禪讓”，成為了魏國皇帝。這位開國之君在位時間并不長，只有五年零七個月。其政治追求也不同于曹操，他崇尚漢文帝的無為而治。當時北方已經(jīng)統(tǒng)一，士族大家和豪強已經(jīng)和曹氏政權達成了一致，表示聽從指揮，因此曹丕就改變了曹操打壓士族大家，重用寒門子弟的做法，在政治上對于士族大家采取了妥協(xié)的策略。因此在政治和軍事上并沒有什么突出的表現(xiàn)，
最主要的軍事成就就是打壓青州、徐州的豪強勢力，進一步鞏固了北方的統(tǒng)一。在政治上，曹丕輕刑罰、薄賦稅，減輕百姓的負擔，算是一位政治上比較開明的君主，他自己也一直試圖將自己打造成明君的形象。
在文學造詣方面，曹丕在《典論·自敘》中，對于自己的文學修養(yǎng)有過評價：
“背歷五經(jīng)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當然這里面有曹丕自夸其德的嫌疑，在陳壽所著的《三國志-文帝本紀》中，說曹丕著作：“
所勒成垂百篇
”。說明曹丕的詩作頗豐，沒有前期的積累，想要提筆成文那是不可能的。通過上述記載，我們了解到曹丕博覽群書、見識不凡、著作頗豐。
他的《典論》一書現(xiàn)存三篇，其中《論文》為重要的文學批判文獻。
在《論文》中曹丕提到：“蓋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
重視文學是當時一般的看法，但以曹丕的身份和地位，發(fā)表這樣的議論又如此強調(diào)，則可以說明他在提倡文學、鼓勵著述的用意。建安文學的發(fā)展，離不開曹氏父子，尤其是曹丕的提倡和領導。
當時很多文人被曹操所接納，在鄴城形成了一個文學集團，這個集團的頂端，是曹操高高在上，而曹植又年輕不足以服眾，因此建安文學集團的核心人物和領導者是曹丕。
曹操是提拔文人雅士們做官，曹丕和曹植則是和他們交朋友，曹丕重視他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提倡和鼓勵的作用更為明顯。
曹丕自己作詩更傾向于民歌化，在通俗語言的作用上更加努力，因此盡管才華不及曹植，但在建安文學的民歌化這一特點上，曹丕的詩作表現(xiàn)的十分突出。
不加雕飾、如同白話，是曹丕的詩作最突出的特點。
如《上留田行》中的“富人食稻與粱，貧子食糟與糠”，又有《艷歌何嘗行》里所說的“長兄為二千石，中兄彼貂裘，小弟雖無官爵，鞍馬往來王侯長者游”。
這些語言幾乎和漢樂府民歌的語言沒有分別，通過字面的意思，就很容易讓人理解，因此才會廣為流傳。
在詩作創(chuàng)新上，曹丕也走在了整個建安文學集團的最前面。
曹丕最出名的《燕歌行》是現(xiàn)存最早的七言詩，當時還沒有文人做這方面的嘗試，同時曹丕所創(chuàng)作的六言詩也走在了時代的前列，其他人當時不過剛開始嘗試而已。詩作的形式多樣，是曹丕有別于他人的突出特征。
另外，曹丕的詩作中有很多描寫男女相戀和離別的題材，好像只要是言情的題目，曹丕都不肯放過，有的還是帶別人言情。
如曹丕為一首詩寫的序中就提到：友人阮元瑜早亡，傷其妻孤寡，為作此詩。
因此，曹丕文學成就盡管氣勢不如曹操，才思不及曹植，但對于建安文學，起到了很好的領導作用，對建安文學的創(chuàng)新，做出了大膽的嘗試，對于建安文學的發(fā)展，也起到了推動促進作用。
最后我們再來談談曹植。
在曹操的心目中曹植不僅才思敏捷，在兄弟之中最有才能，且可托付大事，因此曹操曾經(jīng)一度動了立曹植繼位的念頭。但曹植的“
任性而行，飲酒不節(jié)
”，動搖了曹操對他的信任，因此，最終放棄了立曹植為繼承人的念頭。
曹植的一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以曹丕繼承帝位為分界點。
在曹丕繼承帝位之前，曹植的創(chuàng)作主要表達了自己安逸的生活，對于報效國家的向往，對于建功立業(yè)的追求，和對社會現(xiàn)實的寫照。曹植渴望在軍事政治上有所建樹，但卻沒有機會，在他的詩作《贈徐斡》里就可以看出曹植的懷才不遇：
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
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
知己懷才不遇，自己又何嘗不是呢？同命相憐則為知己，既是生之幸事又是生之不幸。
曹植后期的詩作，是他在痛苦生活中培育出來的，多有慷慨之言。
盡管他一直想要為國家建功立業(yè)，但是曹丕也好，曹叡也罷，都對他嚴加提防，失去了自由之身的曹植，只能通過詩來抒發(fā)自己內(nèi)心的情感。如名作《贈白馬王彪》七章就是交織著哀傷、憤慨和恐懼之情的長詩。這首詩創(chuàng)作的同年五月，曹植和曹彰、曹彪到洛陽朝見天子曹丕，曹彰到洛陽之后不久就不明不白的死了，曹植、曹彪在七月離開洛陽時還不能同行。分手的時候，曹植十分傷感，他既擔心自己和曹彰一樣，死的不明不白，也怨恨兄弟相殘，這種違背人倫之事。通過這首詩第三章的“
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
”四句，曹植痛罵小人搬弄是非、離間骨肉，對于朝廷的憤怒，他只能這樣發(fā)泄。第久章寫出了生死離別之感，既哀傷曹彰的永遠逝去，也為自己的處境和曹彪的未來擔憂。
只做一個詩人，曹植是不甘心的。
但是他越是積極進取，就越會招致曹丕、曹叡的猜忌，這是曹植的悲哀。但正因為沒有了功業(yè)的拖累，曹植才在詩作的創(chuàng)作上，達到了曹丕不能企及的深度，曹丕的詩作很多存在模仿的痕跡，有點半成品的味道，但曹植的詩作則實現(xiàn)了對漢樂府詩的超越。
《詩品》評價曹植的詩用了“骨氣奇高，詩才華茂”八個字，慷慨激昂的情調(diào)和語言的高度提煉，文采繽紛，但實而不虛的詩風，是曹植詩作的突出特點。
曹操的高度、曹丕的廣度、曹植的深度，代表了建安文學的最高水平，務實而不虛華，求真而不虛假，歷萬世而不朽，經(jīng)眾口而長存。
一個人的歷史，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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