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 胡適翻譯《哀希臘歌》始末
楊海亮
第1723期
1914年2月,仍在美國康奈爾大學(xué)的胡適在致同鄉(xiāng)兼摯友許怡蓀的信中寫道:“有二物欲以寄呈左右:一為年來札記二冊(日記久廢),一為新譯裴倫(Byron,今譯拜倫)《哀希臘歌》(見馬君武、蘇曼殊二本皆多舛誤,尤不能達(dá)意,故為新譯一本),以《騷》體為之,頗自憙,欲刊一單行本,或并全稿售與書肆為養(yǎng)家之費。足下能代向上海一詢否?”從中可知,胡適翻譯拜倫的《哀希臘歌》初衷有兩個:一是糾正前人譯本舛誤;二是售稿所得補貼家用。兩個意圖雖一舉可得,卻有主次,顯然前者重于后者。
關(guān)于前人譯本的“舛誤”,1914年2月3日胡適札記有相關(guān)說明:“茲三本者,梁(啟超)譯僅全詩十六章之二;(馬)君武所譯多訛誤,有全章盡失原意者;(蘇)曼殊所譯,似大謬之處尚少。而兩家于詩中故實似皆不甚曉,故詞旨幽晦,讀者不能了然!边@就表明,在胡適翻譯《哀希臘歌》前,已有梁啟超、馬君武、蘇曼殊等人先后介入。
《哀希臘歌》(《The Isles of Greece》,又譯《哀希臘》)是十九世紀(jì)初期英國杰出的浪漫主義詩人喬治·戈登·拜倫(1788-1824)代表作、長篇詩體小說《唐璜》(Don Juan)的節(jié)選!短畦吠ㄟ^主人公唐璜在西班牙、希臘、土耳其、俄國、英國等不同國家的生活經(jīng)歷,展現(xiàn)了十九世紀(jì)初歐洲的風(fēng)貌。《哀希臘歌》系《唐璜》第三章第八十六節(jié),節(jié)下十六節(jié),每節(jié)六句,是唐璜面對希臘屈辱狀況發(fā)出的“歌吟”。大概是因為詩歌充滿了反抗精神,又契合當(dāng)時中國社會,一時備受中國進步知識分子歡迎。
1902年,梁啟超創(chuàng)辦了《新小說》雜志,并在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了自己的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小說中,梁啟超根據(jù)弟子羅昌口述,以“沉醉東風(fēng)”和“如夢憶桃源”的曲牌形式選譯了《哀希臘歌》中的兩節(jié),即第一節(jié)和第三節(jié)。此外,梁啟超借主人公李去病之口零星地翻譯了其他詩節(jié)的一些斷行。因翻譯與原文出入較大,梁啟超在行文中誠實交代:“翻譯本屬至難之業(yè),翻譯詩歌尤屬難中之難。本篇以中國調(diào)譯外國意,填譜選韻,在在窒礙,萬不能盡如原意?坍嫙o鹽,唐突西子,自知罪過不小。讀者但看西文原本,方知其妙。”雖說如此,梁啟超的首譯之功是不可抹殺的。
1905年,馬君武有感于“梁氏非知中文者”而將《哀希臘歌》十六節(jié)全部譯出,并發(fā)表在《新文學(xué)》上。在體裁的選擇上,馬君武主要采用格律謹(jǐn)嚴(yán)的七言近體詩,如“詩人沙孚安在哉?愛國之詩傳最早”“戰(zhàn)爭平和萬千術(shù),其術(shù)皆自希臘出”,“德婁飛布兩英雄,淵源皆是希臘族”。對此,胡適認(rèn)為“多訛誤”。事實上,馬君武將沙孚(Sappho,又譯莎孚、薩芙等,希臘女詩人,當(dāng)時抒情詩詩壇領(lǐng)袖之一)視為愛國詩人,將德婁(Delos,女神)、飛布(Phoebus,太陽神)等古希臘神話中的神靈視為英雄,不免有偏差。雖說胡適的說法有一定道埋,但馬君武第一次全文翻譯《哀希臘歌》是不可否認(rèn)的。
1909年,蘇曼殊的《拜倫詩選》出版,書中收入了蘇曼殊用五言古體詩形式譯就的《哀希臘歌》,如第一節(jié)為:“巍巍希臘都,生長奢浮好。情文何斐亹,荼輻思靈保。征伐和親策,陵夷不自葆。長夏尚滔滔,頹陽照空島。”對于蘇譯,胡適的點評是“似大謬之處尚少”。至此,經(jīng)由梁啟超、馬君武、蘇曼殊等人的努力,《哀希臘歌》在中國的譯介告一段落。

左起:任鴻雋、陳衡哲、胡適
五年后,鑒于“兩家(馬、蘇)于詩中故實似皆不甚曉,故詞旨幽晦,讀者不能了然”,胡適著手翻譯《哀希臘歌》。應(yīng)該說,有梁、馬、蘇等前人的譯本作參考,又有數(shù)年英語方面的訓(xùn)練,以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雙重浸染,具有多重優(yōu)勢的胡適翻譯《哀希臘歌》并非無謂之舉。
1914年2月,胡適采用騷體翻譯了《哀希臘歌》。如第一節(jié)為:“嗟汝希臘之群島兮,實文教武術(shù)之所肇始。詩媛沙浮嘗詠歌于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今惟長夏之驕陽兮,紛燦爛其如初。我徘徊以憂傷兮,哀舊烈之無余!”札記中,胡適不無亢奮地寫道:“昨夜自他處歸,已夜深矣,執(zhí)筆譯之,不忍釋手,至漏四下始竣事。門外風(fēng)方怒號,窗欞兀兀動搖,爾時群動都寂,獨吾歌詩之聲與風(fēng)聲相對答耳!逼鋵崳g《哀希臘歌》,也是胡適對朋友張奚若的承諾。張奚若曾帶給胡適馬蘇兩家譯本,胡適面許重譯。如今,承諾已經(jīng)兌現(xiàn),說不定還能“辟一譯界新殖民地”,接著就是將譯稿“大告天下”了。在給許怡蓀的信里,胡適表示:“此二書(札記、譯稿)急欲得足下審定,一得足下復(fù)書,當(dāng)即寄呈也!奔鼻兄椋梢韵胍。
許怡蓀得書后回復(fù):“售稿一事,極愿為力。”彼時,許怡蓀與上海群益書社的幾名職員“往來至稔,易與接洽”。退一步說,此處不行,也可售與別處。總之,“必求所以得當(dāng)報命也”。不過,許怡蓀拿不準(zhǔn)價目,需要胡適給個大概。
1914年7月12日,在得了許怡蓀的答復(fù)后,胡適將譯稿寄出,并請其作序。胡適寫道:“此譯自視可為定本。足下過上海時能為我印行之否?”聽說章士釗在日本東京創(chuàng)辦了《甲寅》雜志,胡適告訴許怡蓀:“章秋桐(章士釗)似能賞鑒文字,能得彼在《甲寅》中紹介之,或可助銷售也。此冊在今日新文學(xué)中似可占一小位置;‘人莫知其子之惡’,自信如此,足下得毋笑其自夸乎?”自信歸自信,譯稿不能馬虎。所以,胡適叮囑許怡蓀:“印刷時乞足下自為?,中英文皆須細(xì)心參校,勿令有訛誤為盼。印成后乞以二十份相寄,以供分贈友朋之用!蓖瑫r,胡適建議,“聞在東京印刷極廉,一二十金可印千份,似在彼印刷,在日本及上海發(fā)行,或較售稿所得稍多也”。不過,胡適考慮的已不是自己的“養(yǎng)家之費”。當(dāng)他得知許怡蓀意欲留學(xué)東洋后,便改變了主意:“適近不需錢,足下現(xiàn)方籌款留學(xué),欲以此戔戔小冊奉贈;售稿,或自印行寄售,均聽之足下。所售或不值幾文,然此為年來得意之作,以贈故人,望勿以其戔戔者而見卻也!北舜饲樯钫x厚,由此可見一斑。
因為諸多原因,許怡蓀留學(xué)日本之事一再延遲。到1915年7月,許怡蓀寫信告訴胡適:“尊著稿本仍存此間,一時不能東渡,則印行之事無從著手;現(xiàn)擬致書友人高肖良君(即《甲寅》第四號之一涵君),或售或印,與之商酌!痹S怡蓀滿懷歉意地寫道:“此事一時愧不能有以報命,如何如何?”

章士釗像
是年,許怡蓀在上海時,將譯稿給了章士釗。章士釗讀過之后,除了“備極贊許”,還“允為作一序以弁其端”。然而,章士釗雖有盛意也有難處,“惟云我國英文僅有普通程度,此等高深文學(xué)刊印單本,難望行銷”。許怡蓀也考慮到當(dāng)時書業(yè)因時勢影響“已入銷沉?xí)r代”,故建議胡適與其“貶價求售”,不如“留作將來之材料”。
胡適知道許怡蓀已經(jīng)盡了心力,自己又別無他法,也有作罷的念頭。1916年1月5日,胡適致信許怡蓀:“前寄裴倫詩譯稿,初成之時,頗視為一時杰作,今日久氣銷,不復(fù)作如是妄念矣!庇谑,胡適作了“讓步”:“儻秋桐能為我作序,并刊之于《甲寅》,則足下為我贈之可也,亦不必索值。因適久許秋桐為《甲寅》作文,久未能踐諾,或可以此塞責(zé)耳!笨勺g稿畢竟出自自己筆下,胡適還是有所希望:“刊時能依適所寫以英文、譯稿、附注,及蘇、馬兩本五者并刊更佳,否則僅刊英文、譯稿、附注三者亦可,足下為我裁之可也!焙m還特別指出,“注中于君武先生頗有責(zé)辭,本思先寄示君武,然后刊之,今英國截斷寄入德國之郵件,此愿遂不能遽償。彼既未見此本,則注中措詞似不當(dāng)過于嚴(yán)厲,足下能為我擇其大過者刪改之,則幸甚矣。”胡適從年輕時已開始注重“修身養(yǎng)德”,日后為人處世小心謹(jǐn)慎又溫和厚道,實有前因。
1916年3月13日,許怡蓀寫信向胡適反饋譯稿的最新動態(tài):“尊譯裴倫詩稿,去歲過滬,本擬屬其登入《甲寅》,后以其志尚未刊載英文,于例微格,以是擱置。近屢得孟鄒來函,乞?qū)⒋烁褰枧c《青年雜志》(陳仲甫號獨秀所辦,皖人也)一登,屬向足下言之。頃已函致孟鄒,請其將原稿寄還(前交秋桐閱后,復(fù)為陳君借去,遂未收回)。允為函達(dá)足下。如經(jīng)首肯,另繕副本寄與登載,諒該不致延誤!
此時,距譯稿完成已過去整整兩年。何處登載、何時登載,甚至是否登載,胡適都沒了最初的關(guān)切。1916年4月7日,胡適回復(fù)許怡蓀:“裴倫詩譯稿如何處置之法,悉聽足下為之,既孟鄒欲之,即以與之,亦無不可。足下事忙,不必錄副本。如得原稿,乞?qū)⒆⒅泄赳R譯之處略刪改一二,使不致得罪人太甚,則感激不盡矣。”不過,《甲寅》不登,《青年》能登,多少也是安慰。4月19日,胡適又去一信,詢問許怡蓀:“陳獨秀君欲刊裴倫詩譯稿,不知如何刊法,能如適所寫之法刊印否?倘不能如此印法,千萬須與注同刊,譯稿無注,不如不刊也?笃驀陉惥氖畮追輥,何如?”可見,對于這份譯稿,胡適還是很在乎。
可一晃三個月過去,照樣不見譯稿的新訊。1916年7月17日,胡適致信許怡蓀:“又前次書中曾囑足下刪改適所寫裴倫詩注中關(guān)于馬君武先生譯本之處,此事如未為之,亦望勿為,姑仍其舊可也!睘槭裁础胺椿凇蹦?胡適給出的理由是:“蓋君武作文著書,全為金錢,又不為讀者設(shè)想,其書無一有價值者,十余年來,故態(tài)依然,亦當(dāng)有以懲警之,使不致永永如此粗心大意,自欺以誤人也!痹瓉,此時的胡適已有回國以后作何營業(yè)的謀劃,其中之一是“作報章文字”“頗思辦一雜志”,而辦報宗旨之一是“監(jiān)督出版界”。在胡適看來,“今日之書業(yè)腐敗極矣,應(yīng)有極嚴(yán)厲方正之Book Review以監(jiān)督之”,而胡適正好想著要做一個“嚴(yán)厲方正”的“書評人”。
其時,胡適與陳獨秀也有了書信往來,并為《青年》寄去了自己翻譯的短篇《決斗》。1916年8月13日,陳獨秀回復(fù)胡適一信,說:“足下功課之暇,尚求為《青年》多譯短篇名著若《決斗》者,以為改良文學(xué)之先導(dǎo)。……足下所譯擺倫(即拜倫)詩,擬載之《青年》,可乎?語有侵馬(君武)處,可稍改之乎?”遺憾的是,不知何故,胡適譯詩《哀希臘歌》既沒有出現(xiàn)在《青年》,也沒有出現(xiàn)在更名后的《新青年》。只是,這一切似乎都已經(jīng)不重要,重要的是胡適的“八項主張”漸漸明朗,并很快因《文學(xué)改良芻議》而與陳獨秀在中國掀起一場前所未有的文學(xué)革命。
1916年9月17日,胡適寫信告訴許怡蓀:“暇時自寫定去國后詩詞,得詩十三首,詞七首,譯詩十六章,為一集,名之曰《去國集》。自七月起不再作文言詩,偶有所作,皆以白話為之,意欲以實地試驗,定白話之可否為韻文之利器!奔热恍Q“不再作文言詩”,那以騷體譯的《哀希臘歌》就無足輕重了。此后,胡適與許怡蓀仍有通信,但兩人都未再提及《哀希臘歌》譯稿。一年后,胡適從美歸國,就任國立北京大學(xué)教授。之后,他與陳獨秀一起倡導(dǎo)新文化運動,引領(lǐng)潮流,叱咤風(fēng)云。“吾輩已返,爾等且拭目以待!”對于名聲大噪的胡適而言,譯作、著作兜兜轉(zhuǎn)轉(zhuǎn)而無人問津的時代從此一去不復(fù)返。

《嘗試集》附錄中的《哀希臘歌》
1920年3月,胡適的白話詩集《嘗試集》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一時洛陽紙貴。胡適在自序中說:“民國五年七月以前,我在美國做的文言詩詞刪剩若干首,合為《去國集》,印在后面作一個附錄!边@“剩下”的若干首里,便有胡適曾經(jīng)念念不忘的譯詩《哀希臘歌》。至此,沉睡六年有余的《哀希臘歌》終見天日。讓胡適始料不及的是,這個原本“在今日新文學(xué)中似可占一小位置”、有望“辟一譯界新殖民地”的譯詩,竟被自己定為“死文學(xué)”之一種,成了“文字進退及思想變遷之跡”。
胡適的譯稿《哀希臘歌》隨《嘗試集》問世后,在更多的地方有了“位置”。1939年,收入亞東圖書館出版的《藏暉室札記》卷三;1966年,收入臺北文星書店出版的《胡適選集》翻譯分冊;1986年,收入臺北遠(yuǎn)流出版公司出版的《胡適作品集》第27冊;1989年,收入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出版的《胡適詩存》(胡明編);1992年,收入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的《胡適散文》第3集(姚鵬等編);1994年,收入黃山書社出版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11冊(耿云志主編);1998年,收入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的《胡適文集》第9冊(歐陽哲生編);2003年,收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適全集》第27卷(季羨林主編)……胡適之后,又有柳無忌、聞一多、查良錚、卞之琳、楊德豫等人譯過《哀希臘歌》,為讀者呈現(xiàn)了不同的譯本,不同的語言藝術(shù)。
關(guān)于譯詩《哀希臘歌》,胡適曾在札記里說:“此詩全篇吾以四時之力譯之,自視較勝馬、蘇兩家譯本。一以吾所用體較恣肆自如,一以吾于原文神情不敢稍失,每委曲以達(dá)之。至于原意,更不待言矣。”之所以如此注意,是因為胡適“頗嫌君武失之訛,而曼殊失之晦”。胡適認(rèn)為,“訛則失真,晦則不達(dá),均非善譯也”。
理清胡適翻譯《哀希臘歌》的來龍去脈,可以說,胡適翻譯《哀希臘歌》主要是一次翻譯嘗試,意在探索與追求“既要忠實于原文,又要關(guān)照目的語讀者和目的語表達(dá)方式”的“善譯”觀。這次翻譯嘗試無意之中成了胡適日后倡導(dǎo)和實踐白話文的一個促因,這大概也是胡適始料不及的。至于時人或后人將胡適此舉置于其人生理想追求的坐標(biāo)系中進行定位,而頌揚其“執(zhí)筆報國”的覺世用心、良苦用心,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特別一提的是,早在出國留學(xué)前,胡適就為拜倫編寫過年譜,文稱:“英國詩人擺倫Byron天資豪邁。其詩如吾國詩家之太白,詞家之稼軒。而其人中歲所行,則又大類吾國古昔游俠之士。天嗇其壽,三十六歲而卒。而其平生所為詩,乃多至百萬言。此則又非吾國詩人所能望其項背者矣。頃見美國書肆所出之?dāng)[倫詩鈔,卷首有小傳一篇。初擬全譯之,以饗我國人之愛讀擺倫遺詩者。顧久不得暇,因摭拾傳中事實,與余所藏擺倫全集,互相參證,以為擺倫年譜。蓋亦出于崇拜之私,不能自已矣!蹦贻p的胡適喜愛拜倫應(yīng)該不假,翻譯《哀希臘歌》說是他向拜倫表達(dá)敬意也不算牽強。只是,胡適遠(yuǎn)沒有想到,自己四小時譯就的《哀希臘歌》,竟然要等上六年之久才能與讀者見面。而彼時“頗自憙”的《騷》體連同其他的文言詩詞在短短幾年就淪為了“死文學(xué)”。更有意思的是,這場“詩體大解放”的主角竟是胡適自己。歷史就這樣給胡適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
(作者系廣州市文史愛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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