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銘基：論《群書治要》所引先秦諸子與治國之道
一、引言
唐人魏征《群書治要》之編撰，用意乃在「昭德塞違，勸善懲惡」， 希望君主可以史為鑒，從典籍所載治國之要道以見為國者之所應(yīng)為。然而，歷代典籍眾多，「百家踳駮，窮理盡性，則勞而少功，周覽泛觀，則博而寡要」。魏征等遂于群籍之中，擇其「務(wù)乎政術(shù)」 者，「以備勸戒，爰自六經(jīng)，訖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凡為五袠，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為名」。是以其于諸子百家之中，皆擇取其與治道相關(guān)者，臚列其文，以為天子借鑒。
先秦時代，學(xué)術(shù)自由，諸子爭鳴�！痘茨献�・要略》以為諸子之學(xué)，皆起于救世之弊，應(yīng)時而興，其說是也。諸子學(xué)說人言人殊，各有差異，然皆應(yīng)時而興，此其同也。又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云：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涂�！狗蜿庩�、儒、墨、名、法、道德，此務(wù)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此中司馬談所論陰陽、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其主張各有不同，惟司馬談以為六者是「同歸而殊涂」，皆是「務(wù)為治者」，即用以治國治人也。此又諸子之同也。
茲篇之撰，乃以《群書治要》所引先秦諸子百家之書為據(jù)，以見各家子書俱有關(guān)于治道者。其次，《治要》既言其采錄乃系「務(wù)乎政術(shù)」，則可見先秦子書皆與治道相關(guān)。最后，學(xué)者每言諸子百家思想之異，今據(jù)《治要》所引，則諸子所言其實每有相通之處。
二、《群書治要》之成書與流傳
《群書治要》五十卷，唐魏征等撰。隋末唐初，天下方定，唐太宗李世民欲以古為鑒，明治亂之道。唐太宗以為類書如《皇覽》等「隨方類聚，名目互顯，首尾淆亂，文義斷絕，尋究為難」， 因而命魏征等博采群書，以治要為目的，編撰《群書治要》一書。于是魏征乃率群臣編撰《群書治要》，修書者包括魏征、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
兩唐書俱未載《群書治要》之成書年分，惟《唐會要》云：「貞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秘書監(jiān)魏征。撰《群書政要》。上之�！� 可知貞觀五年（631）為《治要》書成之時。魏征《群書治要‧序》謂此書「爰自六經(jīng)，訖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凡為五帙，合五十卷」�？芍度簳我吩瓡迨��！杜f唐書‧經(jīng)籍下》載「《群書理要》五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載「《群書治要》五十卷」， 皆同。此后，《群書治要》漸有佚失，《宋史．藝文志》載為「十卷」。阮元謂「《宋史‧藝文志》即不著錄，知其佚久矣」， 今見《宋志》尚有著錄，阮說可商�！端沃尽芬院螅綍烤悴惠d《群書治要》，蓋已散佚。
魏征《群書治要》雖在國內(nèi)久佚，惟在日本卻有流傳。日人藤原良房（804-872）《續(xù)日本后紀(jì)》「承和五年六月壬子」下云：「天皇御清涼殿、令助教正六位上直道宿禰廣公讀群書治要第一卷、有五經(jīng)文故也。」 承和五年（838）即唐文宗開成三年，可知《群書治要》在唐代末年已傳入日本。至清乾隆年間，《群書治要》始流傳回國， 阮元據(jù)茲收入《宛委別藏》。今《四部叢刊》、《續(xù)修四庫全書》本《群書治要》悉據(jù)此本影印。《宛委別藏》本《群書治要》系據(jù)日本天明（1781-1788）刻本影印，惟據(jù)細井德民〈刊群書治要考例〉所言，知天明刻本乃日人對照魏征所引原書重新�？咀�。細井德民云：「我孝昭二世子好學(xué)，及讀此書，有志�？�。幸魏氏所引原書，今存者十七八，乃博募異本于四方，日與侍臣照對是正。」 類書之作用乃保存文獻被引錄時之舊貌，今細井等學(xué)者據(jù)所引原書回改，致使天明刻本未有保留《群書治要》之原貌矣。是以清人阮元、王念孫等人所見《群書治要》，皆是嘗經(jīng)回改之天明刻本，未可稱善。
其實，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已嘗言日本金澤文庫有藏《群書治要》卷子本。卷子本書寫于日本鐮倉時代（1192-1333），約當(dāng)中國之宋、元之間，較之天明刻本為近古。尾崎康、小林芳規(guī)云：「十一世紀(jì)以降の宋刊本に先行する經(jīng)史子の寫本はほとんと傳存しないから、七世紀(jì)以前の寫本、それも敕命を奉して秘府の藏書を用いたこの五十卷の本文ほ、各書とも抄出てあつてもすこふる貴重てある�！� 可知今所謂古本者，蓋亦指宋刊本而已。然魏征奉太宗命編撰《群書治要》五十卷，所采典籍皆當(dāng)時中秘所藏，即七世紀(jì)或以前寫本，是以《治要》所載典籍，遠比今日所見者為近古。島田翰云：「予以元和活字刊本對校秘府卷子本，稍有異同。」 又云：「乃知卷子本不但有異同，又可以知舊本之卷第矣。」 可見島田翰亦嘗對勘二本，以為有別。島田翰又嘗對勘二本，以為「活字本之根于此書，亦可知也」， 即天明刻本出于卷子本，然而天明本又嘗據(jù)原書回改，大大減低唐宋類書征引古籍所能起之�？弊饔谩４送�，日藏《群書治要》尚有十三卷殘本，現(xiàn)藏東京國立博物館。此十三卷本《群書治要》原傳自九條家，乃平安時代中期根據(jù)唐代鈔本寫成，此本為《群書治要》現(xiàn)存最古之手鈔本。
由是觀之，倘用《群書治要》勘證古籍，必須以卷子本、平安鈔本為主，天明刻本為輔，其中尤以卷子本更屬不可或缺。島田翰《古文舊書考》云：「是書所載，皆初唐舊本，可借以訂補今本之訛誤，亦復(fù)不尠�！� 其言是也。
三、《群書治要》所引子部古籍
《群書治要》所引典籍，包括經(jīng)、史、子三部共65種。卷一至卷十為經(jīng)部，卷十一至卷三十為史部，卷三十一至卷五十為子部。經(jīng)部引書十三種，史部五種，子部四十八種，其中又以《漢書》所被征引最多，共八卷。全書共五十卷，今缺第四卷、第十三卷、第二十卷，實存四十七卷。其中子部詳目如下：
卷三十一六韜‧陰謀‧鬻子
卷三十二管子
卷三十三晏子‧司馬法‧孫子
卷三十四老子‧鹖冠子‧列子‧墨子
卷三十五文子‧曾子
卷三十六吳子‧商君書‧尸子‧申子
卷三十七孟子‧慎子‧尹文子‧莊子‧尉繚子
卷三十八孫卿子
卷三十九呂氏春秋
卷四十韓子‧三略‧新語‧賈子
卷四十一淮南子
卷四十二鹽鐵林、新序
卷四十三說苑
卷四十四桓子新論‧潛夫論
卷四十五崔寔政論‧仲長子昌言
卷四十六申鑒‧中論‧典論。
卷四十七劉廙別傳‧蔣子‧世要論
卷四十八體論‧時務(wù)論‧典語
卷四十九傅子
卷五十袁子正書‧抱樸子
阮元以為《群書治要》「洵初唐古籍也」， 復(fù)以所采各書，「并屬初唐善策，與近刊多有不同。」 時為近古，彌足珍貴�！度簳我匪浼�，其中部分已經(jīng)散佚，今幸得《治要》征引而存，如尸佼《尸子》、申不害《申子》、崔寔《政論》、仲長統(tǒng)《昌言》、桓范《政要論》、杜恕《體論》、蔣濟《萬機論》、曹丕《典論》、陸景《典語》、袁準(zhǔn)《袁子正書》等即其例。此中所引子書，始自先秦，終于魏晉。其中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八所引俱為先秦子書，乃本文之研究對象。
四、《群書治要》所引先秦子書
東周之時，圣王不作，諸侯放恣，國家分裂，周天子雖名為共主，然其權(quán)力已蕩然無存。諸侯乃欲富國強兵，攻伐天下，有識之士遂因此而周游列國，游說時君加以重用。諸子百家之學(xué)說遂應(yīng)運而生。前引《淮南子・要略》以為諸子之學(xué)，皆起于救世之弊，其說是也。諸子學(xué)說人言人殊，各有差異，然皆應(yīng)時而興，此其同也。又如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以為諸子乃「同歸而殊涂」，皆是「務(wù)為治者」，即用以治國治人也。此可見諸子之相同也。復(fù)如孟子、荀子，二人學(xué)說似多有相異，然揚雄以為孟荀乃是「同門而異戶」， 是二人之學(xué)說乃同多而異少也。司馬遷《史記》取老子、莊子、申不害、韓非合傳，申子、韓非后世雖以之為法家，然史遷以為申、韓二人「皆原于道德之意」， 可知道家、法家多有相同。至于司馬談所謂道家，則是「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兼集各家之善。準(zhǔn)此，諸子百家其實多有相合，其學(xué)說并非涇渭分明，各不相干。
今考《群書治要》所載先秦子書之中，諸子百家之言俱在�？嘉赫骷扔袇⑴c編撰《隋書》與《群書治要》，則《隋書．經(jīng)籍志》之諸子分類，自可與《群書治要》征引先秦子書作一比對。今以《治要》所載先秦子書與《隋志》分類及其案語表列如下：
| 卷次 | 書名 | 《隋志》分類 | 《隋書》原文 |
| 卷三十一 | 《六韜》 | 兵家 | 《太公六韜》五卷梁六卷。周文王師姜望撰。（卷三四，頁1013） |
| 《陰謀》 | 兵家 | 《太公陰謀》一卷梁六卷。梁又有太公陰謀三卷，魏武帝解。（卷三四，頁1013） | |
| 《鬻子》 | 道家 | 《鬻子》一卷周文王師鬻熊撰。（卷三四，頁1000） | |
| 卷三十二 | 《管子》 | 法家 | 《管子》十九卷齊相管夷吾撰。（卷三四，頁1003） |
| 卷三十三 | 《晏子》 | 儒家 | 《晏子春秋》七卷齊大夫晏嬰撰。（卷三四，頁997） |
| 《司馬法》 | 兵家 | 《司馬兵法》三卷齊將司馬穰苴撰。（卷三四，頁1012） | |
| 《孫子兵法》 | 兵家 | 《孫子兵法》二卷吳將孫武撰，魏武帝注。梁三卷。（卷三四，頁1012） | |
| 《孫子兵法》一卷魏武、王凌集解。（卷三四，頁1012） | |||
| 《孫武兵經(jīng)》二卷張子尚注。（卷三四，頁1012） | |||
| 《鈔孫子兵法》一卷魏太尉賈詡鈔。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詁；《孫子兵法》二卷，吳處士沈友撰；又《孫子八陣圖》一卷。亡。（卷三四，頁1012） | |||
| 卷三十四 | 《老子》 | 道家 | 《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漢文帝時，河上公注。梁有戰(zhàn)國時河上丈人注《老子經(jīng)》二卷，漢長陵三老母丘望之注《老子》二卷，漢征士嚴(yán)遵注《老子》二卷，虞翻注《老子》二卷，亡。（卷三四，頁1000） |
| 《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王弼注。梁有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張嗣注；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蜀才注。亡。（卷三四，頁1000） | |||
| 《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鐘會注。梁有《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晉太傅羊祜解釋；《老子經(jīng)》二卷，東晉江州刺史王尚述注；《老子》二卷，晉郎中程韶集解；《老子》二卷，邯鄲氏注；《老子》二卷，常氏傳；《老子》二卷，孟氏注；《老子》二卷，盈氏注。亡。（卷三四，頁1000） | |||
| 《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音一卷晉尚書郎孫登注。（卷三四，頁1000） | |||
| 《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劉仲融注。梁有《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 巨生解；《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晉西中郎將袁真注；《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張憑注；《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釋惠琳注；《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釋惠嚴(yán)注；《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王玄載注。亡。（卷三四，頁1000） | |||
| 《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盧景裕撰。（卷三四，頁1000） | |||
| 《河官子》 | 道家 | 《 鹖冠子》三卷楚之隱人。（卷三四，頁1001） | |
| 《列子》 | 道家 | 《列子》八卷鄭之隱人列御寇撰，東晉光祿勛張湛注。（卷三四，頁1001） | |
| 《墨子》 | 墨家 |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卷三四，頁1005） | |
| 卷三十五 | 《文子》 | 道家 | 《文子》十二卷文子，老子弟子。七略有九篇，梁七錄十卷，亡。（卷三四，頁1001） |
| 《曾子》 | 儒家 | 《曾子》二卷目一卷。魯國曾參撰。（卷三四，頁997） | |
| 卷三十六 | 《吳子》 | 兵家 | 《吳起兵法》一卷賈詡注。（卷三四，頁1012） |
| 《商君子》 | 法家 | 《商君書》五卷秦相衛(wèi)鞅撰。梁有《申子》三卷，韓相申不害撰，亡。（卷三四，頁1003） | |
| 《尸子》 | 雜家 | 《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秦相衛(wèi)鞅上客尸佼撰。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xù)。（卷三四，頁1006） | |
| 《申子》 | 法家 | 《商君書》五卷秦相衛(wèi)鞅撰。梁有《申子》三卷，韓相申不害撰，亡。（卷三四，頁1003） | |
| 卷三十七 | 《孟子》 | 儒家 | 《孟子》十四卷齊卿孟軻撰，趙岐注。（卷三四，頁997） |
| 《孟子》七卷鄭玄注。（卷三四，頁997） | |||
| 《孟子》七卷劉熙注。梁有《孟子》九卷，綦毋邃撰，亡。（卷三四，頁997） | |||
| 《神光》 | 法家 | 《慎子》十卷戰(zhàn)國時處士慎到撰。（卷三四，頁1003） | |
| 《尹文子》 | 名家 | 《尹文子》二卷尹文，周之處士，游齊稷下。（卷三四，頁1004） | |
| 《莊子》 | 道家 | 《莊子》二十卷梁漆園吏莊周撰，晉散騎常侍向秀注。本二十卷，今闕。梁有《莊子》 十卷，東晉議郎崔撰注，亡。（卷三四，頁1001） | |
| 《尉繚子》 | 雜家 | 《尉繚子》五卷梁并錄六卷。尉繚，梁惠王時人。（卷三四，頁1006） | |
| 卷三十八 | 《孫卿子》 | 儒家 | 《孫卿子》十二卷楚蘭陵令荀況撰。梁有《王孫子》一卷，亡。（卷三四，頁997） |
卷次
書名
《隋志》分類
《隋書》原文
卷三十一
《六韜》
兵家
《太公六韜》五卷梁六卷。周文王師姜望撰。（卷三四，頁1013）
《陰謀》
兵家
《太公陰謀》一卷梁六卷。梁又有太公陰謀三卷，魏武帝解。（卷三四，頁1013）
《鬻子》
道家
《鬻子》一卷周文王師鬻熊撰。（卷三四，頁1000）
卷三十二
《管子》
法家
《管子》十九卷齊相管夷吾撰。（卷三四，頁1003）
卷三十三
《晏子》
儒家
《晏子春秋》七卷齊大夫晏嬰撰。（卷三四，頁997）
《司馬法》
兵家
《司馬兵法》三卷齊將司馬穰苴撰。（卷三四，頁1012）
《孫子兵法》
兵家
《孫子兵法》二卷吳將孫武撰，魏武帝注。梁三卷。（卷三四，頁1012）
《孫子兵法》一卷魏武、王凌集解。（卷三四，頁1012）
《孫武兵經(jīng)》二卷張子尚注。（卷三四，頁1012）
《鈔孫子兵法》一卷魏太尉賈詡鈔。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詁；《孫子兵法》二卷，吳處士沈友撰；又《孫子八陣圖》一卷。亡。（卷三四，頁1012）
卷三十四
《老子》
道家
《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漢文帝時，河上公注。梁有戰(zhàn)國時河上丈人注《老子經(jīng)》二卷，漢長陵三老母丘望之注《老子》二卷，漢征士嚴(yán)遵注《老子》二卷，虞翻注《老子》二卷，亡。（卷三四，頁1000）
《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王弼注。梁有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張嗣注；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蜀才注。亡。（卷三四，頁1000）
《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鐘會注。梁有《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晉太傅羊祜解釋；《老子經(jīng)》二卷，東晉江州刺史王尚述注；《老子》二卷，晉郎中程韶集解；《老子》二卷，邯鄲氏注；《老子》二卷，常氏傳；《老子》二卷，孟氏注；《老子》二卷，盈氏注。亡。（卷三四，頁1000）
《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音一卷晉尚書郎孫登注。（卷三四，頁1000）
《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劉仲融注。梁有《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 巨生解；《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晉西中郎將袁真注；《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張憑注；《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釋惠琳注；《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釋惠嚴(yán)注；《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王玄載注。亡。（卷三四，頁1000）
《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盧景裕撰。（卷三四，頁1000）
《河官子》
道家
《 鹖冠子》三卷楚之隱人。（卷三四，頁1001）
《列子》
道家
《列子》八卷鄭之隱人列御寇撰，東晉光祿勛張湛注。（卷三四，頁1001）
《墨子》
墨家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卷三四，頁1005）
卷三十五
《文子》
道家
《文子》十二卷文子，老子弟子。七略有九篇，梁七錄十卷，亡。（卷三四，頁1001）
《曾子》
儒家
《曾子》二卷目一卷。魯國曾參撰。（卷三四，頁997）
卷三十六
《吳子》
兵家
《吳起兵法》一卷賈詡注。（卷三四，頁1012）
《商君子》
法家
《商君書》五卷秦相衛(wèi)鞅撰。梁有《申子》三卷，韓相申不害撰，亡。（卷三四，頁1003）
《尸子》
雜家
《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秦相衛(wèi)鞅上客尸佼撰。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xù)。（卷三四，頁1006）
《申子》
法家
《商君書》五卷秦相衛(wèi)鞅撰。梁有《申子》三卷，韓相申不害撰，亡。（卷三四，頁1003）
卷三十七
《孟子》
儒家
《孟子》十四卷齊卿孟軻撰，趙岐注。（卷三四，頁997）
《孟子》七卷鄭玄注。（卷三四，頁997）
《孟子》七卷劉熙注。梁有《孟子》九卷，綦毋邃撰，亡。（卷三四，頁997）
《神光》
法家
《慎子》十卷戰(zhàn)國時處士慎到撰。（卷三四，頁1003）
《尹文子》
名家
《尹文子》二卷尹文，周之處士，游齊稷下。（卷三四，頁1004）
《莊子》
道家
《莊子》二十卷梁漆園吏莊周撰，晉散騎常侍向秀注。本二十卷，今闕。梁有《莊子》 十卷，東晉議郎崔撰注，亡。（卷三四，頁1001）
《尉繚子》
雜家
《尉繚子》五卷梁并錄六卷。尉繚，梁惠王時人。（卷三四，頁1006）
卷三十八
《孫卿子》
儒家
《孫卿子》十二卷楚蘭陵令荀況撰。梁有《王孫子》一卷，亡。（卷三四，頁997）
觀乎《治要》所引先秦諸子，乃按時代先后為序，而不以某家某派為先。此排序之法與《治要》所引經(jīng)部和史部典籍頗有不同。本文劃分《群書治要》所引先秦子書之分類，悉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此因《隋志》亦成書于唐初，最能反映時人對于各部子書該歸何類之看法。以下將詳論《群書治要》所引各家典籍與治道之關(guān)系：
1. 儒家典籍（四部）
《群書治要》載有《晏子》、《曾子》、《孟子》、《荀子》（《孫卿子》）等四部儒家子書。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以后，歷代帝王皆自言以儒術(shù)治國，而《群書治要》所以于子部僅載四部儒書，乃因經(jīng)部已載有多部儒家經(jīng)籍。以下舉例說明《群書治要》引用儒家典籍之情況：
1.1《晏子》
此書學(xué)派歸屬素有爭論，有以為儒家、 墨家、 小說家， 或乎史部者， 不一而足。羅焌云：「《晏子春秋》始由儒家而入墨家，復(fù)由子部而入史部，迄今蓋尚無定論也。」 此可見是書歸類之難。吳則虞云：「《晏子春秋》是一部富有政治思想性的古典文學(xué)名著，很值得研究探討�！� 又云：「《晏子春秋》這書，本來是一部富有政治思想性的文學(xué)作品，應(yīng)屬于記敘文學(xué)類，如果被套上另外的框子，倒使這書的性質(zhì)模糊起來了。過去學(xué)派問題的爭辯，只是圍繞著《漢書．藝文志》和四部分類的圈子兜得團團轉(zhuǎn)，并不能解決什么實質(zhì)問題。」 吳氏言是�！度簳我吩蛾套印罚嘁蚱湔�。
《晏子春秋》重禮，主張以仁義「服天下」。反對嚴(yán)刑苛政，指出應(yīng)減輕賦稅和繇役。又書中反對繁飾禮樂，奢侈享樂。在用人方面，主張「任賢」，「舉賢」，反對用人唯親。主張君主要從諫如流，虛心聽取臣下之見，并關(guān)心百姓疾苦。《群書治要》所引《晏子》，各種命題俱有之。今舉例如下：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于堂側(cè)階，晏子入見，立有閑，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龟套訉υ唬骸柑觳缓�？」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构唬骸干�！寡人聞命矣。」乃命出裘發(fā)粟，以與饑寒�？鬃勇勚唬骸戈套幽苊髌渌�，景公能行其所善�！�
在此事里，齊景公以為雨雪三日而天氣不寒乃系怪事，晏嬰謂當(dāng)此之時，賢君應(yīng)要事事想及百姓，景公虛懷納諫，遂「出裘發(fā)粟，以與饑寒」，孔子因而稱贊景公能「行其所善」�！度簳我份d錄此事，意在指出為人君者當(dāng)接納臣子意見，要多考慮百姓之所處。又如：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构粣�，曰：「君裂地而富之，疏爵而貴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其說何也？」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是詐偽也。忠臣也者，能納善于君，而不與君陷于難者也�！�
在此則故事中，齊景公問晏子有關(guān)忠臣事君之道。晏子以為忠臣可使國君采納忠言，而不使國君陷于災(zāi)難。
今考《群書治要》共引《晏子》共41事，所論皆為以晏子為臣子而行進諫君主之事，《治要》引之，亦明乎《治要》作為諫書之目的矣。齊景公雖非上上之君，然猶虛懷納諫；晏嬰則敢于犯顏諫諍，如此皆可為唐代君臣之楷模。
1.2《孟子》
《孟子》初為子書，《漢書．藝文志》列入「諸子略儒家類」，《隋書．經(jīng)籍志》亦然。宋神宗時，王安石等議定以《論》、《孟》同科取士。始置《孟子》為經(jīng)。南宋光宗時，《十三經(jīng)注疏》合刊出版，《孟子》首次以經(jīng)書之身份出版。理宗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首列《孟子》于經(jīng)部。今考《群書治要》采錄《孟子》共14則，其中〈梁惠王〉3則、〈公孫丑〉3則、〈滕文公〉1則、〈離婁〉3則、〈告子〉3則、〈盡心〉1則；采錄《孟子》正文之余，《治要》亦兼取部分東漢趙岐注。
孟子生時，天下無道，處士橫議，故廷說諸侯，欲為時君所用以救天下。孔子以仁為國，孟子據(jù)而生出王道�！吨我匪伞睹献印�，一則集中于孟子之說辭，二則在于孟子討論仁義之處，以仁義而行王道治天下�！吨我肥滓睹献樱夯萃跎稀贰竿鹾伪卦焕拐�，其曰：
孟子見于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曰仁義而已矣。王何必以利為名乎？亦唯有仁義之道可以為名耳。以利為名，則有不利之患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征，取也。從王至庶人，各欲取利，必至于篡弒。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
孟子見梁惠王，惠王直問其利國之策。孟子不對，誠如司馬遷所言，蓋「利誠亂之始也」， 舉國上下如果只以利相交，則國勢必危。《群書治要》載錄此文，其用意乃在勸諫人君不要只重在利，而是以仁義治國。又《治要》引《孟子．告子上》之文：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申，非疾痛害事。如有能申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無名之指，手第四指也。余指皆有名，無名指，非手之用指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剐牟蝗羧�，可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類。類，事也。
孟子此文指出要分清楚事物之輕重，不要以為無名之指不及人便不用理會。心性如不及別人，便應(yīng)知道厭惡�！吨我芬�，亦可使人君知道心性之重要，做事亦要分輕重，治國安民之政策亦應(yīng)有先后之序。
2. 道家典籍（六部）
《群書治要》載有《鬻子》、《老子》、《鹖冠子》、《列子》、《文子》、《莊子》等六部道家子書。唐代君主姓李，以老子為同宗，因而特重道家， 故《治要》在子書之中載錄道家典籍最多�！稘h書．藝文志》以為道家「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zhí)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shù)也」�！稘h志》明確指出道家思想乃「君人南面之術(shù)」，此可證道家治國之術(shù)必有其可取之處。張京華以為「古學(xué)無不以政治為歸止」， 其說是也。以下舉例說明《群書治要》引用道家典籍之情況：
2.1《鬻子》
《鬻子》一書，傳為楚祖鬻熊所撰。歷代書志關(guān)于《鬻子》之著錄，不盡相同，其中卷數(shù)、部類歸屬各異�！稘h書‧藝文志》嘗載道家《鬻子》、小說家《鬻子說》二書，惟今僅存《鬻子》一書凡十四篇，與宋代《崇文總目》所見相同。鐘肇鵬以為「今本《鬻子》講的是政治思想，治國安民之道」， 其言是也。今《群書治要》引用《鬻子》共9則，《治要》引文之次序亦與今本《鬻子》相同。準(zhǔn)此，則今本《鬻子》與《群書治要》所見者大抵相同。至若《群書治要》所引《鬻子》之文，如其引《鬻子．大道文王問第八》云：
文王問于鬻子曰：「敢問人有大忌乎？」對曰：「有。」文王曰：「敢問大忌奈何？」鬻子對曰：「大忌知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有行如此，之謂大忌也。」
此處所謂「大忌」，蓋指人君之忌諱。鬻子進諫文王，以為人君之忌諱乃系「知身之惡而不改」�！度簳我芬么宋模庠诒砻魅司杉{大臣諷諫而改過遷善之重要。又如《治要》引《鬻子．慎誅魯周公第六》云：
昔者魯周公使衛(wèi)康叔往守于殷，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罪。無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戒之封，誅賞之慎焉。」
此文周公告誡康叔，以為要獎罰分明，誅賞謹(jǐn)慎。《群書治要》引之，亦明乎人君當(dāng)以此為慎。
2.2《老子》
道家無為，實就君主而言，所謂「無為而治」者，乃指君主無為而已。胡適云：「老子反對有為的政治，主張無為無事的政治，也是當(dāng)時政治的反動�！� 據(jù)此，知老子之政治思想亦是該時代之產(chǎn)物，因時代所需而生。據(jù)上引《隋志》所載，唐初《老子》注本尚眾，其中今所見河上公和王弼注本俱在其中�！度簳我匪d《老子》即屬河上公注本，此因在《老子》正文以外，《治要》兼采河上公注也。王卡云：「到了南北朝末至隋唐之際，不信道教的僧人儒士也頗引述《河上章句》。[……] 隋蕭吉《五行大義》、唐初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釋法琳《辨正論》、李善《文選注》、馬總《意林》，以及魏征《群書治要》等書，也都引述《河上公注》文字�！� 知河上公注為當(dāng)時所重，故《群書治要》亦征引其文�！独献拥赖陆�(jīng)河上公章句》共有81章，今《群書治要》采錄者48章，雖在每章之中或有損益其文，然其所載極博，足可見《治要》對《老子》之重視。此中《治要》所載《老子》之文，刻意去除純屬道家道論， 以及與儒家思想頗有相阻之章節(jié)， 而以涉乎治國治人、為人君之道者為主。今舉例如下：
兵者，不祥之器，兵革者，不善之器也。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謂遭衰逢亂，乃用之以自守也。恬惔為上，不貪土地，利人財寶。勝而不美。雖得勝，不以為利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美得勝者，是為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上左，左，生位。兇事上右。陰道，殺也。偏將軍處左，偏將軍卑而居陽者，以其不專殺也。上將軍處右。上將軍尊而居右者，以其主殺也。言以喪禮處之。喪禮上右。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傷己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民。戰(zhàn)勝，則以喪禮處之。古者，戰(zhàn)勝，將軍居喪主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心不樂之，比于喪也。
《老子》此章論及兵革之事，并會因此帶來兇災(zāi)，明確表明其反戰(zhàn)思想。《群書治要》采錄此章，自亦希望君主可以偃甲息兵，不行攻城野戰(zhàn)之事。又如《群書治要》引《老子》第61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鮮，魚也。烹小魚，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去也。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以德德居位治天下，則鬼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也。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其鬼非無精神，邪不入正，不能傷自然之民也。非其神不傷人，圣人亦不傷人。非鬼神不能傷害人，以圣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也。
《老子》此章論及其治國之道。陳鼓應(yīng)以為本章「喻示著為政之要在安靜無擾，擾則害民」， 陳說是也�！度簳我吩苏�，亦用以指示人君治國應(yīng)當(dāng)清靜無為。
3. 法家典籍（四部）
《群書治要》載有《管子》、《商君子》、《申子》、《慎子》等四部法家子書�？鬃釉唬骸笚壏ㄊ菬o以為國家也�！� 可知法家之說有助于治理天下，《漢書．藝文志》謂法家「信賞必罰，以輔禮制」， 以為法家可輔助儒家之禮治。又《隋書．經(jīng)籍志》云：「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齊不軌，而輔于治者也�！� 亦可見法家有助于人君治國。又張爾田《史微》云：「蓋道家君人南面之內(nèi)術(shù)，而法家則君人南面之外術(shù)也�！� 以為法家與道家互為表里，皆有助于治國。又《韓非子．心度》云：「法者，王之本也�！� 直言法家思想乃王者之根本。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以后，歷代君主雖云以儒家治國，實質(zhì)皆儒表法里，以儒家之禮為包裝，施行法家思想之統(tǒng)治。
3.1《管子》
《群書治要》載錄《管子》之篇章甚多，包括〈牧民〉、〈形勢〉、〈權(quán)修〉、〈立政〉、〈七法〉、〈五輔〉、〈法法〉、〈中匡〉、〈小匡〉、〈霸形〉、〈霸言〉、〈戒〉、〈君臣〉、〈小稱〉、〈治國〉、〈桓公問〉、〈形勢解〉、〈版法解〉、〈明法解〉、〈輕重〉等各篇之文。劉向云：「凡管子書，務(wù)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jīng)義。」 黎翔鳳云：「《管子》內(nèi)容博大，體系整飭，超越九流諸家之上�！� 羅焌云：「管子當(dāng)春秋初期，道術(shù)未甚分裂，故其所著，囊括大道，包舉百家�！� 顏昌峣以為「管子之書多精言，而可施之于治道」。其中〈形勢解〉一文，多就人君之行為著眼，故《治要》取之最伙，例如：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也。故上令于生利人，則令行；禁于殺害人，則禁止矣。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此言君主所令所禁如能隨民所好，予人以利，而不害民，則百姓必然樂見其政，而所令必可實行。此可見君主推行適切政策之重要性。又如：
民之所以守戰(zhàn)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于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zé)，君不能得于臣，父不能得于子。
此文指出君主如能對老百姓施以恩惠，則老百姓必定會加以報答。反之，如果君主之恩惠少，百姓之報答亦少。因此，「薄施」而欲得到「厚責(zé)」，其實并不可能。又《治要》引《管子》之文云：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理，遇人有禮，行發(fā)于身而為天下法式，人唯恐其不復(fù)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fā)于身而為天下笑者，此不可復(fù)之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此處指出君主本身行為端正，用人合理，對人有禮，自身之言行可為天下儀表，天下臣民自多加稱頌。反之，行為不謹(jǐn)者，其言行自當(dāng)為天下笑柄�！度簳我芬么宋�，勸導(dǎo)君主之意實在昭然若揭。
3.2 《商君子》
《群書治要》引用《商君子》 三篇之文，依次為〈六法〉、〈修權(quán)〉、〈定分〉。今本《商君書》中，〈修權(quán)〉列為第十四，〈定分〉列為第二十六，而不載〈六法〉之文。如此，〈六法〉乃《商君書》之佚文；《群書治要》引用古籍悉據(jù)其各篇之先后次序，而〈六法〉既居〈修權(quán)〉之前，則唐前《商君書》之本子及其篇章次第實與今本有所差異�！渡叹龝奉}為商鞅所撰，后世雖對此書之著作權(quán)多所爭論，然司馬遷既謂「嘗讀商君開塞耕戰(zhàn)書」， 而此等內(nèi)容蓋在今《商君書．開塞》和〈農(nóng)戰(zhàn)〉之中，則《商君書》或在戰(zhàn)國末期已告成書矣。商鞅「少好刑名之學(xué)」，及后游說秦孝公，能以「帝道」、「王道」、「霸道」論述之，知其學(xué)既以治國為根本，且與儒家之道有相通之處。今舉《群書治要》引《商君書》之文如下：
先王當(dāng)時而立法，度務(wù)而制事。法宜其時則治，事適其務(wù)故有功。然則法有時而治，事有當(dāng)而功。今時移而法不變，務(wù)易而事以古，是法與時詭，而事與務(wù)易也。故法立而亂益，務(wù)為而事廢。故圣人之治國也，不法古，不循今，當(dāng)時而立功，在難而能免。今民能變俗矣，而法不易；國形更勢矣，而務(wù)以古。夫法者，民之治也。務(wù)者，事之用也。國失法則危，事失用則不成。故法不當(dāng)時，而務(wù)不適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
此文《群書治要》題為〈六法〉，當(dāng)為今本《商君書》之佚文�！度簳我分嬚撝螄�，乃以儒家典籍為主，以他家思想為輔，法家思想正是治國之輔助手段。就此文而論，君主當(dāng)「不法古，不循今」，「當(dāng)時而立法，度務(wù)而制事」，意謂君主要審時度勢，不順古，不從今，要謀求符合當(dāng)今天下形勢之治道。又如《群書治要》引《商君書．定分》，以為「法令」乃治國之根本，君主應(yīng)「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然后名分方可確定，此乃天下大治之道矣。圣賢君主所立之法，必要使百姓易知易明，如此方不陷天下百姓于險危之中。百姓可以「避禍就�！梗瑒t天下必可大治。
《群書治要》編撰于唐太宗即位之初，書成以后，唐太宗「愛其書博而要」，以為《治要》可使其「稽古臨事不惑」。如上文引用《商君書》所言名分確立之重要性，太宗觀之，自可師事古人，以前車為鑒。
4. 名家典籍（一部）
《群書治要》載有《尹文子》一部名家子書。名家之中心思想為循名責(zé)實，《隋書．經(jīng)籍志》云：「名者，所以正百物，敘尊卑，列貴賤，各控名而責(zé)實，無相僭濫者也�！� 名家能否自成一家，前人學(xué)者向有爭論，胡適云：
古無名家之名也。凡一家之學(xué)，無不有其為學(xué)之方術(shù)。此方術(shù)即是其「邏輯」。是以老子有無名之說，孔子有正名之論，墨子有三表之法，「別墨」有墨辯之書，《荀子》有〈正名〉之篇，公孫龍有名實之論，尹文子有刑名之論，莊周有〈齊物〉之篇：皆其「名學(xué)」也。古無有無「名學(xué)」之家，故「名家」不成為一家之言�；菔�、公孫龍，皆墨者也。觀《列子‧仲尼篇》所稱公孫龍之說七事，《莊子‧天下篇》所稱二十一事，及今所傳《公孫龍子》書中〈堅白〉、〈通變〉、〈名實〉諸篇，無一不嘗見于墨辯，皆其證也。
胡氏所言有理，先秦有否名家，實屬疑團。且以《尹文子》一書為例，全書以尹文之刑名理論為主軸，最后歸結(jié)于治國之道。《尹文子》全書以論述形、名問題最多，兼融了儒、道、墨、法諸家學(xué)說�？梢娨淖与m為名家，其所主張已糅合各家學(xué)說。《群書治要》載錄《尹文子》二篇之文，上篇題為「大道」，下篇題為「圣人」；至若今本《尹文子》，則僅題為「大道上」、「大道下」矣。今舉《群書治要》采錄《尹文子》之文如下：
田子曰：「人皆自為，而不能為人。故君人者之使人，使其自為用，而不使為我用�！刮合孪壬唬骸干圃眨镒又�！古者君之使臣，求不私愛于己，求顯忠于己；而居官者必能，臨陣者必勇；祿賞之所勸，名法之所齊，不出于己心，不利于己身�！墩Z》曰：『祿薄者，不可與經(jīng)亂；賞輕者，不可與入難�！淮颂幧险咚松髡咭病！�
此為今本《尹文子》佚文。此處「田子」所指為田駢。田子以為君主當(dāng)使百姓明白所做一切事情皆是為百姓而做。魏下先生同意田駢之看法。魏下先生以為大臣只要忠于自己，則居官必能、臨陣必勇。此后又談及君主命令臣下聽令之事，以為君主為令需要謹(jǐn)慎而為�？梢姟兑淖印反宋哪嗽谘灾螄�。又《群書治要》引《尹文子．圣人》之文云：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shù)也。故仁以導(dǎo)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jié)行，亦所以成華偽；禮者所以行謹(jǐn)敬，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眾異，亦所以生乖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shù)，無隱于人，而常存于世，非自顯于堯、湯之時，非故逃于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用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纏絡(luò)萬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飡挹，圣人措而不言也。
凡國之將存亡有六征：有衰國，有亂國，有亡國，有昌國，有強國，有治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兇虐殘暴不與焉；所謂強、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妾媵，少子孫，疏宗強，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quán)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征，不待兇虐殘暴而后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nèi)無專寵，外無近習(xí)，支庶繁息，長幼不亂，昌國也；農(nóng)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修理，強國也；上不能勝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jīng)崄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征，不待威力仁義而后強，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
尹文子以道家思想為本，又強調(diào)法治�！吨我匪宋氖紫攘信e「仁、義、禮、樂、名、法、刑、賞」等八種方法，以為乃系五帝、三王治國之基本方法。至于衰、亂、亡、昌、強、治、亂等六種征象，便是上舉八法如何運用之結(jié)果。如果能有昌國、強國、治國之象，則其國即使如今仍然弱小，他日亦必可長存下去。唐太宗經(jīng)歷隋亡唐興，更嘗多次參與建唐戰(zhàn)爭，對國家之治亂興衰自必感受良多，《群書治要》引用此文，正可見政權(quán)長治久安之道。
5. 墨家典籍（一部）
《群書治要》載有《墨子》一部墨家子書。今見《治要》節(jié)引《墨子》七篇之文，包括〈所染〉、〈法儀〉、〈七患〉、〈辭過〉、〈尚賢〉、〈非命〉、〈貴義〉等�？寄抑匾鲝�，包括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jié)用、節(jié)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等十項，其中不少皆源自與儒家思想之差異。舉例而言，墨家言兼愛，乃反對儒家有差等之愛；墨家吾非命，乃反對儒家之天命觀�！稘h書．藝文志》以儒家為根本，亦舉出墨家可取之處，謂「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yǎng)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yán)父，是以右鬼；順?biāo)臅r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即使如此，《群書治要》雖以儒家思想為本，亦采錄《墨子》之文，摘取其與治國相關(guān)者以為之。舉例而言，《群書治要》引《墨子．所染》之文，其曰：
子墨子見染絲者而嘆曰：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故染可不慎耶！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于許由、伯陽，禹染于皋陶、伯益，湯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dāng)，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于干辛、推哆，殷紂染于崇侯，惡來，厲王染于厲公長文、榮夷終，幽王染于傅公幾、蔡公谷。此四王者所染不當(dāng)，故國殘身死，為天下戮。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染于管仲，晉文公染于咎犯，楚莊染于孫叔，吳闔廬染于伍員，越句踐染于范蠡。此五君者所染當(dāng)，故霸諸侯，名傳于后世。范吉射染于張柳朔，中行寅染于籍秦，吳夫差染于宰嚭，知伯瑤染于智國，中山尚染于魏義，宋康染于唐鞅。此六君者所染不當(dāng)，故國家殘亡，身為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后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其行理生于染當(dāng)。故善為君者，勞于論人而逸于治官。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愈危，身愈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dāng)也。
在此章引文之中，墨子因見染絲者而心生感嘆，以為帝王、諸侯要正確選擇身邊大臣，如此自能薰染得宜，否則「國家殘亡，身為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后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其影響至巨�！度簳我份d錄此文，旨在勸導(dǎo)君主當(dāng)親賢遠小，用意皎然。又《治要》載《墨子．七患》云：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三患也；仕者持祿，游者憂佼，君修法討臣，臣懾而不敢咈，四患也；君自以為圣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強而無守備，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蓄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zé)o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dāng)，國必有殃。
在此文中，墨子明言可使國家危亡之七種禍患，并謂國家倘若有此七必遭殃。七患之具體內(nèi)容，墨子以為城池不能認(rèn)真防守，卻在修治宮室，一患；敵軍壓境，鄰國不愿救助，二患；在不適當(dāng)處用民，賞賜沒有才能的人，三患；為官者只求一己俸祿，游學(xué)之士只重交游，君主制法以討大臣，大臣不違人主之命，四患；君主自謂聰明而不問國事，以為國家安強而不作防守，五患；君主信任者并不忠心，君主不信任忠心之人，六患；糧食不足，大臣不能勝任國事，即有賞罰亦不能服人，七患。《群書治要》引用此文，自必因其所言國家危亡之事可發(fā)人心；人主讀之，自可加以提防。
6. 雜家典籍（二部）
《群書治要》載有《尸子》、《尉繚子》等兩部雜家子書。《漢書．藝文志》指出雜家之特點為「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隋書．經(jīng)籍志》謂之「兼儒、墨之道，通眾家之意」，「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蓋出史官之職也」。其中諸子出于王官之說，前人已詳論其非，然而《隋志》謂雜家有「禍福存亡之道」之特質(zhì)，則可見雜家與道家相近之處。又雜家典籍之中，《淮南子》堪稱典范，東漢高誘序《淮南子》云：「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jīng)道。」 可見雜家學(xué)說與道家相近。熊鐵基《秦漢新道家》即據(jù)此特質(zhì)，提出新道家之觀念。至于《群書治要》所載先秦雜家典籍共有兩部，今摘取其要如下：
6.1《尸子》
《尸子》乃尸佼所撰，據(jù)《漢書．藝文志》所載原書二十篇�！度簳我饭�(jié)引《尸子》共十三篇之文，包括〈勸學(xué)〉、〈貴言〉、〈四儀〉、〈明堂〉、〈分〉、〈發(fā)蒙〉、〈恕〉、〈治天下〉、〈仁意〉、〈廣〉、〈綽子〉、〈處道〉、〈神明〉等。劉向〈荀子書錄〉謂尸子著書「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術(shù)」。原書在三國時已亡其半，宋人王應(yīng)麟謂《尸子》僅存一卷， 后世輯本多據(jù)《群書治要》輯得佚文十三篇�！妒印穬�(nèi)容豐富，《后漢書》李賢注云：「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wèi)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guī)也。商君被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jì)，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 此可見《尸子》有儒、道之思想。今《群書治要》所載《尸子》十三篇之文，多言先王仁義，此因《治要》之輯錄目的乃在供皇帝以史為鑒。今舉《群書治要》引《尸子．恕》之文如下：
恕者，以身為度者也，己所不欲，毋加諸人。惡諸人則去諸己，欲諸人則求諸己，此恕也。農(nóng)夫之耨，去害苗者也；賢者之治，去害義者也。慮之無益于義而慮之，此心之穢也；道之無益于義而道之，此言之穢也；為之無益于義而為之，此行之穢也。慮中義則智為上，言中義則言為師，事中義則行為法。射不善而欲教人，人不學(xué)也；行不修而欲談人，人不聽也。夫驥唯伯樂獨知之，不害其為良馬也。行亦然，唯賢者獨知之，不害其為善士也。
此言恕道�！度簳我芬宋�，乃希望人君亦可以為賢君，治國時當(dāng)去除損害道義之行為�！妒印反怂运〉�，實為儒家概念�！墩撜Z．衛(wèi)靈公》云：
15.24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以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是「恕」；《尸子》謂之「己所不欲，毋加諸人」，與孔子所言相近�！妒印芬詾槿司绻梢詫ⅰ感闹x」、「言之穢」、「行之穢」等悉數(shù)去除，使之符合道義，便可稱賢德�！度簳我芬源嗣銊罹�，欲使其成為賢德之君。又《治要》引《尸子．治天下》之文云：
治天下有四術(shù)：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曰度量。度量通則財足矣，用賢則多功矣，無私百智之宗也，忠愛父母之行也。奚以知其然？父母之所畜子者，非賢強也，非聰明也，非俊智也。愛之憂之，欲其賢己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此父母所以畜子也。然則愛天下，欲其賢己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則天下之畜亦然矣，此堯之所以畜天下也。
此文指出治理天下之法則�！妒印芬詾橹卫硖煜轮g(shù)有四，一為忠恕愛民，二為大公無私，三為任用賢能，四為確立法度。至于君主愛護天下臣民之心，乃欲臣民皆能賢于己，昔日堯帝即以此德而管治天下�！度簳我酚固拼弁趺髦翁煜轮g(shù)，故引用此《尸子》章節(jié)言之，其用心可知矣。
7. 兵家典籍（五部）
《群書治要》載有《六韜》、《陰謀》、《司馬法》、《孫子兵法》、《吳子》等五部兵家子書。《群書治要》引用兵家之書頗多，此與唐太宗李世民于馬上得天下有莫大關(guān)系。唐朝建立以前，李世民即隨高祖李淵起兵反隋；及后唐代建立，至高祖武德年間，李世民親自參與四場重大戰(zhàn)役，其中包括平定隴西薛氏、敗宋金剛和劉武周、虎牢之戰(zhàn)，以及重創(chuàng)竇建德余部劉黑闥和山東徐圓朗等。因此，《群書治要》多載錄兵書，自是上有好之，下必有什焉。然而，《群書治要》所載錄之兵書內(nèi)容，多與治國之道相關(guān)，而兵書中關(guān)于軍法、軍規(guī)、調(diào)兵遣將之內(nèi)容則少有涉及，此亦關(guān)乎全書選文之旨也。
7.1 《司馬法》
《群書治要》只引用《司馬法》之文數(shù)則，其所錄應(yīng)為《司馬法．仁本》和〈天子之義〉之文�！稘h書．藝文志》著錄《軍禮司馬法》一百五十五篇，編次于「六藝略」之「禮」類；《隋書．經(jīng)籍志》、《舊唐書．經(jīng)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皆著錄《司馬法》三卷而已，在子部兵家類。今《司馬法》僅余五篇，題為〈仁本〉、〈天子之義〉、〈定爵〉、〈嚴(yán)位〉、〈用眾〉�！端抉R法》乃治國平天下之書，故《群書治要》采之亦屬合理。又《司馬法》一書，歷代無載其注釋之本，惟《治要》所引《司馬法》之文附有注釋，則當(dāng)時必有注釋之本，而《治要》兼采其文。明人閻禹錫《司馬法集解》謂《司馬法》「久無注解」， 此因其時《群書治要》在中國本土佚失，僅藏于日本。觀乎《治要》所載各家之書，所用注釋例必名家，如《論語》用何晏《集解》、《史記》用裴骃《集解》、《老子》用河上公注，則《治要》所采《司馬法》注釋，亦必當(dāng)世流行之舊注。據(jù)《隋志》所載，「梁有《司馬法》三卷，李氏《訓(xùn)記》三卷」， 此「訓(xùn)記」當(dāng)為《司馬法》之注釋，或即《治要》注釋所本。今舉《群書治要》引用《司馬法》之例如下：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治之謂正。治民用兵，平亂討暴，必以義。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以殺止殺，殺可以生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除民害，去亂君也。以戰(zhàn)去戰(zhàn)，雖戰(zhàn)可也。故仁見親，義見悅，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將有五材，則民親、悅、恃、方，而信之也。故內(nèi)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zhàn)也。利加于民，則守固；威加敵民，則戰(zhàn)勝。
今本《司馬法》亦載此文，在〈仁本篇〉。惟《群書治要》引《司馬文》之文并不載其篇名。此文開宗明義，指出治國者當(dāng)「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以為治國應(yīng)以仁德博愛為根本，力行其當(dāng)做之事。即使是殺人和發(fā)動戰(zhàn)爭，只要是為了停止繼續(xù)出現(xiàn)此種狀況，亦并無不可。君主施行仁、義、智、勇、信等五德，自必在國內(nèi)受人民愛戴，在外能戰(zhàn)勝強敵。又如引〈仁本〉之另一例：
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shè)地之宜，官人之德，而正名治物。正者，正官名也，名正則可法。立國辨職，立國治民，分守境界，各治其職。諸侯悅懷，海外來服，服從己也。獄弭而兵寢，圣德之治也。
此文指出先王治理天下，順應(yīng)天道，因地制宜，用賢人為官，訂正各官之名分，管理相應(yīng)之事務(wù)。先王又分封諸侯，以及制定五等爵之職責(zé)。因此，諸侯心悅誠服，四海之國亦隨之歸附，國內(nèi)獄訟停止，囹圄無人，兵旅休止。此實圣賢君主治國之法和成效。唐代初年，兵革未息，四方民族尚待歸附，故《治要》引用此文，亦意在提醒帝皇安國之法，不在戰(zhàn)爭一道。貞觀十八年（644），唐太宗親征高麗受挫，曾言：「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魏征嘗參與編撰《治要》，此可見《治要》強調(diào)偃甲息兵之重要性。
7.2《孫子兵法》
《群書治要》共引用《孫子兵法》之文共八則，除了治軍方面之選段以外，
指出「明主慎之，良將敬之，此安國之道也」至為重要。《孫子兵法》注家甚眾，宋代更有《十一家注孫子》之合刻，《群書治要》所引以魏武帝曹操注《孫子兵法》為底本�！度簳我芳纫灾螄罏檫x輯之主要目的，是以在選錄《孫子兵法》之時，并沒有選取在具體戰(zhàn)役中如何用兵之策略和戰(zhàn)術(shù)之篇章，而只以偃武修文、治國安邦為其選錄標(biāo)準(zhǔn)。今舉《群書治要》引《孫子兵法》之文如下：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興兵深入長驅(qū)，據(jù)其都邑，絕其外內(nèi)，敵舉國來服為上；以兵擊破，服得之，為次也。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是故百戰(zhàn)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未戰(zhàn)而敵自屈服也。
此為今本《孫子兵法．謀攻》之文，所引注釋正為曹操注。此為《孫子兵法》有名之篇章，當(dāng)中提及以「全國為上」，又謂「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可見保存國土與不發(fā)動戰(zhàn)爭方為上佳之兵法。唐太宗隨高祖征戰(zhàn)多年，又于建唐后掃平四方勢力，其武功至極，然《群書治要》以治國之道為諫書，故選錄「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一節(jié)，可謂震聾發(fā)聵矣。又《治要》引《孫子兵法．火攻》之文云：
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赴，非得不用，非危不戰(zhàn)。不得已而用兵。主不可以怒而興軍，將不可以慍而致戰(zhàn)。合于利而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復(fù)喜，慍可復(fù)悅，亡國不可復(fù)存，死者不可復(fù)生也。故曰。明王慎之，良將敬之，此安國之道也。
此文同樣反映慎戰(zhàn)之思想�！秾O子兵法》以為明主當(dāng)慎重考慮戰(zhàn)爭攻伐之事，不要輕易發(fā)動戰(zhàn)爭，并謂此乃保全國家之道。《群書治要》引此文，自亦希望君主可虛懷納諫，不要妄啟戰(zhàn)端。
四、結(jié)語
魏征等編撰《群書治要》，臚列諸子百家有關(guān)治道之文，據(jù)上文考證，可總之如下：
1. 前人學(xué)者討論先秦諸子百家之思想，多言其異，少論其同，其實諸子百家皆起于關(guān)心時政，以尋找理想治國之道為重。馮友蘭云：「儒墨及老、莊皆有政治思想，此數(shù)家之政治思想，雖不相同，然皆從人民之觀點，以論政治�！� 其言是矣。由是觀之，各家思想雖有差異，然皆留心政治，如漢代司馬談所論，陰陽、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其主張雖各有不同，卻是「同歸而殊涂」，皆是「務(wù)為治者」。
2. 唐朝立國以后，因見隋之速亡，唐太宗李世民勵精圖治，虛懷納諫，文治武功鼎盛，后世譽之為「貞觀之治」。其中魏征等編撰《群書治要》，從經(jīng)、史、子部典籍之中，選取與治國之道相關(guān)者，編為一書�！度簳我啡珪膊射浱魄暗浼�65種，所選內(nèi)容俱與君主治國之道關(guān)系密切。唐太宗既隨高祖起義，及后又多次平定四方亂事，武功蓋世。惟得天下易而守之難，故魏征等上奏此書，實欲唐代可以長治久安，以此書為諫書。
3. 先秦諸子百家之道論思想均為其學(xué)說之核心，然而，《群書治要》載錄文章以與治道相關(guān)者為切，故各家道論部分均加以削除。舉例而言，《孟子》之四端、《老子》之道，《群書治要》皆舍之而不載。又如兵家之書，自以載錄調(diào)兵遣將之法為要，惟《治要》亦皆棄之，而只錄安邦全國、偃兵息武之文，此亦可見當(dāng)時群臣以此書上奏唐太宗之用心。
4. 先秦諸子百家之歸類，歷代有不同看法，《群書治要》與《隋書．經(jīng)籍志》之編撰年代接近，且魏征等并有參與二書，因此本文以《隋志》之標(biāo)準(zhǔn)而將《治要》所引先秦諸子加以分類。又部分子書之分類在《隋志》以后曾有變化，本文亦稍作交代。
5. 《群書治要》洵初唐古籍，故其輯佚和�？眱r值絕對不容忽視。據(jù)本文研究，《商君書．六法》、《司馬法》等散佚已久，特《群書治要》之載錄而能流傳至今。此可見《群書治要》保護舊籍之功。又《群書治要》每多兼引典籍之舊注，以使文獻內(nèi)容更為清晰易懂。其中《治要》引用《司馬法》時，每多兼引注釋，此等注釋今僅見《群書治要》，則《治要》所引《司馬法注》，實為唐前人對于此書之重要解說，碩顆僅存，彌足珍貴。
6. 《群書治要》所引子書而兼及其注，亦可據(jù)此而知當(dāng)時注釋之風(fēng)尚。例如其引《老子》，乃舍棄王弼注而用河上公注。至于引《孫子兵法》，則選取曹操注，而舍王凌、張子尚、賈詡、孟氏、沈友諸家。引《孟子》，則用東漢趙岐《章句》，而不取鄭玄、劉熙注。
7. 唐代君主李姓，后世學(xué)者多以此表明唐代君主尊崇道家，然就《群書治要》而言，儒家思想仍是貫串全書。今考《群書治要》先列經(jīng)部，遍引儒家經(jīng)籍，在史部中又選錄合乎儒家教化之故事；及至子部，則又注視諸子百家與儒家相合之處，進而在各書之中選錄關(guān)乎治國安民之篇章。準(zhǔn)此，儒家思想在《群書治要》中仍然擁有最大之影響。
本文原載《諸子學(xué)刊》第11輯（2014年12月），頁297-319。為便行文，此處刪去原文注釋。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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