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運不僅是晚清湖湘詩派的領袖，同時也是當時漢魏六朝文的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其駢文創(chuàng)作與批評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堪稱清代駢文的殿軍。張舜徽先生對于晚清駢文名家李慈銘、王闿運、譚獻、皮錫瑞等都有點評，最為推重王闿運。其《清人文集敘錄》中有曰：“學人文士，莫不推重其文辭之美。余杭章炳麟，于近世文苑，少所許可，而贊王闿運能盡雅。蓋闿運之為文，尚能溯源子史，镕鑄陳詞。典麗淵厚，在晚清自不多見。”確實，王闿運的文章情致濃郁，思想獨到，文筆優(yōu)美，典雅醇厚，應為清代文學大家。學界對其詩歌研究成果較多，但駢文研究很少，迄今尚無專門論文。這里對其駢文成就及其文學史意義稍加闡發(fā)。

駢文創(chuàng)作的漢魏風度

駢文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殊的、寬泛的文章體類，形式上的自足性和內容上的兼容性為其突出特征。一般認為，駢文之實在漢魏之際已經形成。隨著時代的發(fā)展，駢文對其駢儷、隸事、藻飾和聲律等的要求也不同。以時而論，康雍間李紱就從對仗、句式、音韻等方面的不同，將駢文分為六朝體、唐人體、宋人體三類；光緒間胡念修進一步將駢文分為漢魏體、齊梁體、唐體和宋體四種。確實，六朝文只有在與唐宋文對舉的情況下，作為一個整體才有其合理意義。就六朝文本身而論，除了重情、句式較為整齊外，魏晉文與齊梁文的差別較大。嘉道以來，駢散交融、駢散兼行成為文章領域的時代潮流。多用四言，句式整齊但不求工整對偶，較少使用四六隔句對，語言精練，風格雅潔的漢魏體（含晉宋）成為駢文的典范。王闿運推崇八代文，駢文中漢魏體和齊梁體兼?zhèn)�，但其主要取向是典麗淵雅的漢魏文風。

王闿運注意到漢魏六朝文學的階段性特征，不是籠統(tǒng)視之，而是分開評價。論詩，他將漢魏晉宋視為一體，齊梁至隋為一體，前者為五古正宗，后者為律化變體。論文，其《與楊莊書》中認為自劉宋以后，日加綿密。至齊、梁純?yōu)榕疟龋�庾信、徐陵又加以抑揚，聲韻彌諧，意趣卻更俗。唐人漸同律賦，宋體更加雕琢，更加接近俳偶。在他看來，漢魏至宋朝的文章每況愈下。因此，他主張為文應該從模擬漢魏佳作而不是“唐宋八大家”入手，循序漸進，然后融會貫通，自成一家。論文和為文不規(guī)避前人，而是大力宣揚模擬，從模擬中自立，這也是王闿運的獨特之處。他強調先取東漢小簡，熟諳諸葛亮、曹操手牘；同時學習《世說新語》《洛陽伽藍記》，體會漢魏文章的字句用法，達到心口調諧，整齊語自然噴發(fā)的地步。然后再學大篇之文：先成傳記，再作論說；先有繩尺，后始放縱。這同時需要熟諳周秦浩瀚之文，學其文氣與行文往復之法，泯其端倪，融化自然，超越“唐宋八大家”為文有起伏痕跡的缺點，這樣才達到“入古”境界。但入古而不沉溺于古，而是為了用更好的形式反映個人所處的現實，更好地抒發(fā)自己的情感，更加有個性地表達自我的思想。

王闿運沒有命名自己的文集為“駢文”或“駢體”等，也沒有單列，而是散見于《湘綺樓文集》《湘綺樓箋啟》中。同時的王先謙《國朝十家四六文鈔》《駢文類纂》共收錄王闿運駢文12篇，包括《秋醒詞序》《嘲哈密瓜賦》《上張侍講書》《桂頌》《余世松誄》《吊朱生文》等，眾體兼?zhèn)洌�代表性強。其《秋醒詞序》抒發(fā)主人公秋夜驚醒后，面對秋夜星空，庭院桂竹，聽到蚊吟蟲語，露滴雞聲，不禁感慨萬千，心游萬仞，對推移之時、積漸之勢、遲速之效、窮達出處等生命哲學的話題做了詩意的思考。全文情思濃郁，文筆雅潔；句式整齊而少工整對偶，文風清麗。如果說這些重在抒發(fā)個體感受的駢文具有較為濃郁的藻飾色彩，齊梁體風格更濃郁，那么，其描寫現實的駢文則語言更加清雅，情懷更加博大，句式更加散化，漢魏體的特色更明顯。如其《哀江南賦》《上征賦》都是用飽含深情之筆，書寫動蕩不安的現實。《哀江南賦》用庾信舊韻，描寫洪楊之亂給東南七省帶來的破壞，以文人之雄才，發(fā)史家之直筆。對戰(zhàn)亂給社會帶來的災難，給文化帶來的破壞，給人民造成的痛苦等做了深入的鋪敘。全文句式整中有散，整散結合；內容豐富，情思深沉。《上征賦》則模仿蔡邕的《述行賦》，記敘了他咸豐八年（1858）從里門去北京途中，看到社會凋敝、民生艱難后的悲痛感受，頗有“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之遺意，全文紀實性和抒情性交融，觸景生情，情景交融，渾然一體。其他駢文特征，如瞿兌之《中國駢文概論》指出其《嘲哈密瓜賦》《吊朱生文》是出神入化之作；面目是漢魏人的面目，可是絕無因襲的痕跡；駢文的正宗到了王氏，可云絕響。蕭艾《王湘綺評傳》指出王闿運的駢文優(yōu)點在于對偶中間雜散文句，駢散兼行，單復并用，直逼六朝。這些評價，都較為準確地指出了王闿運駢文的特征。

駢文批評的單復向度

王闿運一生雖然不以文人自詡，但重視“文”，強調經史注疏和考據之學，也需要有“文”的支撐。在駢文批評上，王闿運也精思獨運，獨具特色。

前人多用駢體、散體來論文章，王闿運打破了傳統(tǒng)的駢、散二分，用“單”“復”來追溯文章源流，主張“復者文之正宗，單者文之別調”。其《論文體單復》中指出，古今文體分單、復，六經已經如此�？鬃友荨兑住�，全用復體，《商書》多單，《周書》多寓復于單等。秦漢以后，雖形格日變，但沒能再創(chuàng)他體。陳、隋的駢四儷六，古文所無，蓋由宮體變化而來。晉、宋諸賦雖有偶句，但不是以駢四儷六為文�？梢姡�王闿運對陳隋駢四儷六行文非常排斥，對當時四六隔句對成為文章的主體不滿。徐陵、庾信之文運單成復，并非完全以駢四儷六行文，所以不能以“駢體”稱之，稱為“復體”更為恰當。這里的“單、復”指的是一種行文方式，大約是指文章的句式是散句為主還是整句為主，“復”不是指駢四儷六的對偶句，而是指句式整齊的句子，主要為四言句。在《論文》中，王闿運再次詳述其“單復”觀，認為“文家則單復二法，單者頓挫以取回轉，復者疏宕以行氣勢”：《戰(zhàn)國策》《史記》賈誼、晁錯、劉向、曹操諸人能用單，《國語》《漢書》、東漢以至梁初諸家之文善用復；純用單筆行文，始于北周，韓愈揚其波，趙宋承其流，至歸有光、方苞而靡。復中有復，即疊用復筆，始于陳、隋，而王勃淈其泥，中唐后小變，至南宋汪藻、陸游而坍塌。元結、孫樵化復為單，庾信、陸贄運單成復。王闿運反對純用單筆，也反對疊用復筆，而是主張為文單復兼?zhèn)洹Ｔ谶@種視角下，他認為汪中、惲敬、袁枚的古文體格不純，氣韻缺乏，洪亮吉、吳錫麒的駢儷不如律賦好。雖然王闿運從單復角度對歷代文家的評價有些主觀和武斷，但他提出散句行文時需有抑折停頓，回旋轉折，復句行文時應該注意文氣流暢，不能凝滯呆板等，確實指出了單復行文的優(yōu)缺點。這種以單、復論文的方法，王闿運的晚輩、朋友易順鼎同樣提到。其《<國朝文苑傳>贊》中認為清代文備眾體，眾體皆工：復行之文力追六朝，單行之文力追于宋。其觀點不能不說受到王闿運的影響。

王闿運為文主張單復兼用，不偏執(zhí)于一端，因此，對于他所認為的“純單”的韓愈、歐蘇、歸有光和方苞等人的文章加以批評，特別是對首倡者韓愈的“古文”加以否定。其《論文法》對韓愈倡導的復古、擬古和泥古做了直接否定，認為韓愈的寫作方法其實為八股文的起承轉合之法。文章有時代而無家數，即文章具有時代性而無宗派、流派，所謂古文派、“唐宋八大家”文統(tǒng)等都名不副實。韓愈之文中應世，事跡、人地全非古有，故步自失，沒有一句似司馬遷、揚雄，反不如時手駕輕就熟。明人號為復古，但全無古色。因此，他主張學古當漸漬于古。先作論事理短篇，務使成章，然后取古人成作，處處臨摹，一字一句必求其似，這樣才能“入古”，入古之后，才能出古。自唐以來，沒有真古文，只是“唐宋八大家”假古文古文。因為不學古，所以不能入古。漢、魏之文大略近古，學古文須從漢魏而不是“唐宋八大家”入手。

駢文價值的地域維度

清代以前的湖南文學相對沉寂，入清特別是到晚清，湖湘人文鼎盛，文學繁榮。對于追求沉博絕麗的清代駢文來說，湖湘駢文在乾嘉以前還默默無聞，晚清才隨之興起。王闿運、皮錫瑞、易順鼎、閻鎮(zhèn)珩、王先謙、葉德輝等為其中的代表。譚嗣同《三十自紀》中自敘少學桐城古文，后學魏晉文，嗜好不已，由是上溯秦漢，下循六朝，遂為沉博絕麗之文。同時還提出“所謂駢文，非四六排偶之謂，體例氣息之謂也”，和王闿運以單復論文的內涵相似。晚清湖湘的駢文別集和總集也相對較多，如王先謙就編選了兩本駢文選本。王闿運《湘綺樓駢體文鈔》、周壽昌《思益堂駢體文鈔》都賴之以流傳。皮錫瑞《師伏堂駢文二種》、閻鎮(zhèn)珩《北岳山房駢文》、葉德輝《觀古堂駢儷文》等則作為別集單獨刊行。此外，還有沒有以“四六”“駢體”別集出版，但夾在詩文集中且標明為“駢體文”或“駢文”的，如李星沅《李文恭公遺集·文集》卷三和卷四標明駢體文，收錄駢文22篇、易順鼎《丁戊之間行卷》卷二標明為“駢文”，收錄文章42篇等。這種情況，在乾嘉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而王闿運作為當時湖湘駢文創(chuàng)作的典型代表，湖湘駢文批評的領軍人物，對晚清湖湘駢文的崛起尤其功不可沒。

同樣，乾嘉以前，湖湘駢文批評幾乎處于空白狀態(tài)；道咸以后，在繼承江南駢文批評的基礎上，曾國藩的駢文批評開啟了湖南的新氣象。晚清湖湘其他駢文家，或點評前代和當代駢文家特征，或闡述駢文發(fā)展歷史與存在的合理性，或強化對駢文偏于情韻特征的論述，從多方面豐富或擴展了曾國藩的駢文批評內容。長沙周壽昌對乾嘉駢文大家的優(yōu)點與不足有清醒認識，為文師法胡天游之博麗而不取其僻澀，愛洪亮吉之雋永而不學其纖巧。平江李元度《金粟山房駢體文序》開篇從三個方面來說明駢文存在的合理性，質疑所謂韓愈“文起八代之衰”之說，否定古文家推尊韓柳而貶低徐庾的窠臼：一、天地之道，陰陽奇偶相須而行，缺一不可；二、人受天地五氣之中和，發(fā)言引聲長短不齊，和言中宮，危言中商，疾言中角，微言中徵羽，都是自然體勢；三、圣人孔子早就提出“物相雜故曰文”，陰陽剛柔，相雜迭用，不能偏于一端。既然自然、人類和圣人都表現或者強調了奇偶相生的必然性，那么，還有什么必要人為地把奇偶截然分開，褒貶高下？湘鄉(xiāng)王禮培《小招隱館談藝錄》也主張合駢散為一體，收華實于一囊，句雖偶出，氣仍單行，不似齊梁抽黃配白之靡，自得兩驂如舞之樂。其實這也是在倡導以單行之氣運復筆之文，與王闿運的單復論文殊途同歸。

總之，作為清代駢文，也可以說清代文學的殿軍，湖湘文學界的翹楚，王闿運倡導和踐行漢魏六朝文，特別是漢魏文，推崇醇雅的風格，一方面繼承和發(fā)揚了了嘉道以來推崇六朝駢文的傳統(tǒng)，另一方面，對現代中國文人的魏晉風度和六朝散文的流行，也起到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清末民初章太炎、劉師培推崇魏晉或六朝駢文的正宗地位，特別是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詳細論述漢魏之際、魏晉、宋、齊梁、陳代文學的不同，其階段性論述六朝文學的方式和內容，都與王闿運有契合之處。民國初周作人、魯迅、林語堂等也推崇魏晉或六朝文，其散文也具有濃郁的漢魏六朝文的特征，這至少反映了王闿運的文學觀念在現代文學上的延續(xù)。（呂雙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