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1日至6月22日，復旦大學中外現(xiàn)代化進程研究中心暨歷史學系、杭州市余杭區(qū)章太炎研究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聯(lián)合召開“現(xiàn)代性和本土性：章太炎與現(xiàn)代中國學術”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在復旦大學邯鄲校區(qū)成功舉辦。作為近代學術大家，章太炎既是傳統(tǒng)學術的殿軍，也是新學術的開創(chuàng)者，他與同時代學者，康有為、梁啟超、劉師培、黃侃、王國維、陳寅恪等，從“自國自心”出發(fā)，融匯本土和西方的現(xiàn)代資源，不斷推動本土學術傳統(tǒng)的發(fā)展創(chuàng)新。

會議現(xiàn)場

來自復旦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澳門大學以及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韓國東國大學等30余所國內外知名學術機構的60余位老師、同學相聚上海，圍繞章太炎與現(xiàn)代中國學術的發(fā)展問題展開深度研討。

開幕式

6月21日上午9時，本屆研討會開幕式在復旦大學光華樓東輔樓103報告廳舉行，開幕式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張仲民教授主持。

張仲民教授

復旦大學中外現(xiàn)代化進程研究中心姜義華先生、章太炎先生嫡孫章念馳先生、杭州市余杭區(qū)文化和廣電旅游體育局黨委委員、副局長章志宏先生、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孫瑜先生，分別代表各方致辭。

姜義華先生

章念馳先生

章志宏先生

孫瑜先生

姜義華教授指出，現(xiàn)代性與本土性是章太炎思想的核心特質，章太炎從中國的實際出發(fā)，從本土的文化根基出發(fā)，思考中國如何走向現(xiàn)代的問題，也正是基于對這一特質的把握，章太炎思想研究才不斷取得新的突破。章念馳先生十分關心本屆討論會的召開，他從病房之中來到現(xiàn)場參加開幕活動。章先生對當下章太炎研究已取得的成就與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總結，并對今后的章太炎研究提出了新的期許，希望研究者能站在時代的新高度去思考、弘揚國學，在分散、局部研究的基礎上，系統(tǒng)地理解章太炎的思想關懷。章志宏先生表示，余杭區(qū)依托章太炎研究中心這一平臺，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力求在扎實的學術根基上，不斷深化對太炎先生思想精髓的挖掘，探尋其在當代社會轉型與文化構建中的永恒價值。孫瑜先生表示，近年來，上海人民出版社以章太炎著述為核心，打出一套組合拳，出版章太炎系列著作，發(fā)起、召開諸多學術研討會，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期待為各位學者的研究搭建一個出版平臺，共同將章太炎研究推向新的高潮。

開幕式結束后，與會學者在光華樓東輔樓前合影留念。

與會者合影

上午10時20分，復旦大學古籍所教授陳建華、澳門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林少陽作主題報告。陳建華教授的報告題目為《清末物的轉向與心、物二元論的形成——以梁啟超和王國維為中心》。報告首先指出，在清末思想界，出現(xiàn)了“物”的轉向，《天演論》《物質救國論》《仁學》等文本均呈現(xiàn)了傳統(tǒng)精神秩序崩塌后，思想界對物質世界的巨大探索熱情。在此基礎上，陳教授分別討論了二十世紀初物質轉向對梁啟超與王國維產生的不同沖擊與回應，前者趨向唯心主義，后者趨向唯物主義。陳教授認為，由此形成的認識論的二元分野，對后來中國思想的發(fā)展帶來深刻影響，在甲午之后中國思想面臨轉型之際，在梁與王的“寫實”與“理想”的主張背后皆有“境界”認識論的支撐，在中西思想沖撞與交匯中蘊含他們在哲學上的選擇，從傳統(tǒng)思想體系裂變?yōu)樾�、物的二元分野，若說各自開創(chuàng)了二十世紀文學領域中浪漫主義與寫實主義也似不為過。

陳建華教授

林少陽教授的報告題目為《戴震與章太炎》。林教授希望在石井剛、胡明輝、馮勝利等學者的基礎上，探討數(shù)字語言（數(shù)字符號）與文字語言（文字符號）在戴震、章太炎兩者思想中的位置、意義，進而探討兩者思想的連續(xù)（相同、相通）與斷裂（相異）。林教授認為，戴震試圖通過數(shù)學普遍主義、“情”普遍主義重新解釋儒家經典，主要是禮教與孟子和荀子三位一體，這一立足于數(shù)學普遍主義、情之普遍主義以及小學的儒家經典新解，充滿了對官方哲學以及宋明以來儒學主流的宋明理學的批判。章太炎則延續(xù)了戴震的許多問題意識，但是，在新的語境中他有不同的政治、學術、思想的使命。主題報告結束后，參會學者就報告內容提問、交流。慕唯仁老師就戴震的數(shù)學普遍主義問題，與林少陽老師進一步探討。曲寧馨同學、陸易凡同學就戴震對物、對數(shù)理興趣背后的可能動因向兩位老師進一步請教。

林少陽教授

21日下午開始，與會學者分組發(fā)表論文。本次討論會共設有兩個會場，每個會場共有五個場次，各場次依次有發(fā)表、評議、開放討論等環(huán)節(jié)。以下謹以場次為序，依次介紹各組學者發(fā)言情況。

與會學者分組發(fā)表論文

與會學者分組發(fā)表論文

第一組第一場報告涉及內容廣泛，既有對學人交誼的史實考辨，也有思想史、閱讀史視角下的分析。北京師范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孟琢老師以章太炎的《獄中與吳君遂、張伯純書》為起點，還原“章吳之爭”始末。孟老師指出，從章、鄒的獄中質疑到章、吳持續(xù)數(shù)十年的論爭詆詈，雙方矛盾隨著時間、情緒的積累不斷升級，爭論重心也由“賣友”到“獻策”再到“告密”而不斷遷移，最終通過章士釗的調解，章太炎刪去舊說，唯余吳稚暉擾擾不休。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戴海斌老師則基于山根立庵著作的文本整理工作，考察山根立庵的生平事跡，尤其在華事業(yè)與交游活動，以重審十九世紀末中日知識人之間所謂“文字論交肝膽通”之一幕。戴老師指出，以山根立庵為代表的《亞東時報》同人群體的離合聚散，以及與章太炎、宋恕、丁祖蔭等中國士人的實際交往與觀念激蕩，需要放在新/舊、南/北、中/日多個維度下追索其歷史意義。湖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周敏秋老師匯報的題目為《讀者歸來：章太炎在晚清民國的傳播、閱讀與評論》。該文從閱讀史的角度，考察晚清民國讀者與《新方言》的互動，如何推動《新方言》的經典化進程。文章認為，正是讀者踵起彌補而致力于方言研究的動力，才有了《新方言》系列著作的出現(xiàn)和描寫方言學的興起，以及新方言學派與描寫方言學派的論爭。湘潭大學歷史系王園園老師以《新學商兌》為中心，梳理張爾田與康有為政教觀念之異同。王老師認為，張爾田強烈的反對康梁師徒為了政治改革把孔子塑造為前無所承的制法主，強調先王之史的先在與實存，“恢史統(tǒng)以紹孔統(tǒng)”，凸顯了孔門之教對中國文化的永恒意義。西安交通大學博士研究生郝綏濤同學探討了章太炎的禮教觀與禮學研究。文章指出，章太炎不僅站立于《喪服》篇在歷代理論與實踐的損益，同時以現(xiàn)實為依據進而激發(fā)國民之民族主義，強調《喪服》乃“國性”之所寄，喪服制度所構建出的不僅為平面結構且是立體結構，是“個體之小我”與“民族之大我”的交融。

第一組第二場參會學者集中探討了章太炎與近代經史關系的變動。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姚彬彬老師匯報的文章題目為《試論章太炎的歷史主義觀念——以其“六經皆史”論與孔子觀為視角》。姚老師指出，歷史主義的理性觀念構成貫穿章太炎平生學術的基本底蘊，章太炎明確反對晚清今文經學將孔子樹立為教主的觀點，對歷代王朝附加于孔子身上的“神格”進行祛魅，認定孔子為傳承文化的“良史”。南京師范大學國際文化教育學院朱樂川老師從章門中的朱希祖、吳承仕和馬宗霍入手，探討章太炎小學思想對章門中治史學與治經學者的巨大影響，朱老師認為，太炎先生以小學作為治一切學問的根基，這一治學方法深深影響著其各個時期的弟子，而尤以不專門治小學者會顯得更為難能可貴。信陽師范大學文學院余康老師對章氏提出“四經”的過程進行了考察。北京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曲寧馨同學考察了中日學者對于《新學偽經考》的意見以及經史關系的近代變動。文章認為，經學在學術上讓位于近代史學，仍應落定于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等文之作，在此之前，雖然日本學者莊原和、狩野直喜等于19世紀末就曾提出與錢穆相似的論據，但他們對待經學言說的反思不夠徹底。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崔慶賀老師匯報的文章題目為《從“無我”到“自主”——章太炎晚年“新經學”的思想宗旨與思想體系》，文章突出章太炎的“經學家”身份，采取“原道”“征圣”“宗經”“論政”四個維度分析該“新經學”體系的思想宗旨、思想結構、論證邏輯、實踐方式，從儒學/經學立場出發(fā)探究章氏“新經學”在傳統(tǒng)經學向現(xiàn)代經學轉化過程中的歷史轉折意義。

第一組第三場的報告普遍關注章太炎對近代西學知識的態(tài)度。中國社會科學院成棣老師在分辨章太炎史學觀念原貌的基礎上，揭示其在近代中國學術轉型宏大背景下的歷史意義。成老師認為，其二重史學觀念分別以作為主觀之學的諸子學和作為客觀之學的經學為原型，表征著四部知識體系在現(xiàn)代性沖擊下的分裂，亦與知識體系和意識形態(tài)在近代思想界的斷裂相聯(lián)動，因之在以史學為中心的近代中國政教轉型大潮中，作為一種相對早出且終未完成的過渡性觀念形態(tài)，具有格外特殊的歷史意義。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汪煬借章太炎譯介斯賓塞《論進境之理》之后為棱鏡，審視他調動宇宙模型以反思道德秩序的政治修辭。文章認為，一方面章太炎并非僅存“轉俗成真”后、以唯識學批判康德為代表訴諸先驗設定的面向，在他早年接觸西學之時便有受康德前批判時期所構想宇宙圖景的轉接影響，且對此之容受也并非無所根系，故不可簡單化約為崩潰敘事下的同調或沖擊—回應/反抗；另一方面，康德、斯賓塞也非單純其身后廣為推重的公理、進化等形象，介入文本內部可見各自思想的細微肌理，章太炎在此意義上可成為刺入康德（以及斯賓塞）表層之下的楔子。清華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王小海聚焦于章太炎以乾嘉漢學的訓詁方式理解近代西學的工作，探討訓詁學作為中國古典認識論如何幫助章太炎融中釋西，建立起文字哲學這一通貫中西的哲學基礎。文章認為，近代西學知識始終是章太炎建構自身理論體系的潛在對話對象，這一方案雖然囿于時代限制未能展開，但對于今日學人思索中西對比、探究近代中國轉型期的思想變革，仍有不小的借鑒意義。

第一組第四場報告的文章均關注章太炎的哲學思考。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博士研究生竇建英匯報的文章題目為《或于賴耶有親證：章氏對柏格森及其哲學特性之詮判》。文章認為，章太炎指出柏格森哲學所注重的直覺與斷除意識后阿賴耶識的自身顯現(xiàn)、生命沖動與阿賴耶識皆可以相等同，他對柏格森哲學之特性的認知頗為有理，但他對柏格森哲學與唯識學之關系的認知，則存在不少可商榷之處。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博士研究生鄭麗雯試圖將文野之辨和章太炎平等觀二者勾連起來，以《國故論衡》《齊物論釋》等章太炎著作為依托，以文野之辨為考察章太炎平等觀建構路徑的內在理路，凸顯出章太炎平等觀的建構具有破文野之見的現(xiàn)實導向、以齊文野為最終旨歸和宣揚國粹的民族主義立場這三重邏輯。西北政法大學哲學與社會發(fā)展學院李智福老師比較探討了章太炎與牟宗三哲學，認為牟宗三的“兩層存有論”與章太炎“真俗兩行論”、牟宗三的“逆覺體證”與章太炎的“內證圣智”、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與章太炎的“菩提現(xiàn)身三惡道”等學說皆具有共同的思想歸趣，從章太炎到牟宗三，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中國近代哲學史的隱微線索。

第一組第五場報告在歷史學、哲學、語言文字學等不同教育背景的學者間展開。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的吳仰湘老師對章太炎1897年致陳漢章的一封佚函作了詳細考證。吳老師觀察到，章太炎邀請陳漢章出手批駁《新學偽經考》，而同屬古文陣營的陳漢章不愿接招，作為一個有趣的個案，其反映了晚清經學今古文之爭的豐富多樣性。杭州西湖博物館的斯彥莉老師對章太炎的未刊手稿《綠衣答問》手稿進行了解讀。斯老師指出，該文是章太炎繼承乾嘉考據治學理念，“以小學通經學”的經典學術案例。北京師范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的董婧宸老師匯報的文章題目為《章太炎稿本考述》。董老師指出，今藏四川大學圖書館的章太炎《小學答問》稿本，為章太炎《小學答問》初版的稿本，可從中管窺《小學答問》從初稿寫成到順序編次、內容修訂的嬗變軌跡。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肖存昕同學通過考察《章太炎授課筆記》中所引鐘鼎文字，分析了章太炎先生對鐘鼎文字的真實態(tài)度。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朱遠思同學匯報的文章題目為《清季民初的歷史重釋與政局：章太炎對唯識論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文章意在呈現(xiàn)章太炎在清季民初對中國專制歷史的重釋與政局之間的互動，并在語境重建的基礎上，將他的重釋與其他思路相比較，以挖掘當時政治文化的深刻遞嬗。

第二組第一場討論探討了章太炎與五位學人的學術交往。萬仕國老師聚焦劉師培與章太炎關系中的三個問題，詳細考證了章太炎與劉師培首次相見的時間、劉師培向端方自首以及章太炎與劉師培夫婦失和三個問題。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張子慧同學關注唐文治與章太炎晚年寓居無錫、蘇州時期的學術往來與講學之語，文章指出，面對“九一八”事變之后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二人對讀經、《孝經》、《儒行》等議題的共識，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學術在近代的調適與發(fā)展，也彰顯了知識分子回應時代困境的努力。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本科生孫路遙同學通過書信、日記、報刊文章、講演錄等弱體系化的對談式文本，以《尚書》學思想互動為抓手，梳理俞樾和章太炎二人交游過程的階段表征，看二人如何跨越半個世紀共同深化對“二重證據”的認知。海南大學人文學院的余一泓老師匯報的文章題目為《儒術新釋：章太炎與呂思勉》。文章認為，章、呂都表現(xiàn)出了度越漢、宋門戶，以博大救零碎、以切實救空疏的意圖，如更與宋學、實齋學對比，可見近現(xiàn)代學者從致用角度揚棄舊學的努力。

第二組第二場討論對章太炎相關的核心文本與核心概念進行了進一步考察�；�于對西方哲學史的深刻理解，威斯康星大學歷史系慕唯仁老師討論了章太炎與王國維對康德的揚棄，以此為基點思考章太炎的當代意義。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的周展安老師匯報的文章題目為《的作者問題與章太炎、黃侃的中古哲學論》。周老師指出，通過追問《論中古哲學》的作者問題，不僅可以推進對章太炎和黃侃各自中古哲學論形成脈絡的認識，還可以發(fā)現(xiàn)他們的中古哲學論所包含的將宋明理學相對化的能量。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陸易凡匯報的文章題目為《兩種“國故”的構建：章太炎思想線索再探》。文章從“文”的多層次內涵出發(fā)，探討了章太炎如何以“文字”為基礎，將“文學”定義為對復雜人事的記錄與承載，并最終上升為對“文化”的思考。同樣關注《國故論衡》的還有來自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的博士研究生郝悠揚，文章立足《原經》篇，重新考察了章太炎經學觀及其“六經皆史”說的實質。文章認為，歷史的民間性是《國故論衡》“六經皆史”論述的核心，章太炎的思想突破，不僅顛覆了傳統(tǒng)經史關系，更在清末學術轉型中為經學的現(xiàn)代轉化提供了獨特路徑。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歐陽清通過廣搜眾本，鉤沉稽考，詳細考察章太炎《齊物論釋》的不同版本后發(fā)現(xiàn)，后續(xù)《齊物論釋》的眾多版本，皆以頻伽精舍本和浙江圖書館刊本為祖本，由此構成《齊物論釋》初本、定本兩個不同的傳承體系。

第二組第三場報告中，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的賈泉林老師重點考察了章太炎對“克己復禮為仁”的詮釋。文章指出，其詮釋以儒佛會通為視角，突破了朱熹以降理學嚴判儒佛差異的傳統(tǒng)，構建了一套以唯識學為核心的創(chuàng)新闡釋體系。清華大學歷史系的博士研究生費軒匯報的文章題目為《無的政治：章太炎與中國的現(xiàn)代性問題——兼與京都學派、海德格爾共同思考》。費軒指出，中國的“現(xiàn)代性思想”是規(guī)定性概念，而不是對某種特定的現(xiàn)代化過程所具有的歷史要素的歸納，它是普遍主義的精神沖動，而不是打著文化多元的旗號退縮到特殊主義的堡壘。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的何愛國老師考察了閱讀因素對章太炎學術成長的影響。何老師指出，情感會影響閱讀，閱讀也會增進情感，多樣的閱讀書籍、多種的閱讀模式和變化的閱讀環(huán)境對于太炎學術體系的形成、拓展和深化確有相當?shù)挠绊憽?/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