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蕩寇志》中，武松的英勇戰(zhàn)斗最終導致他力盡身亡。盡管他死于戰(zhàn)斗，但這并非是被殺，而是因為長時間的激戰(zhàn)而疲憊致死——即便官軍擁有名為“雷部三十六將”的強大戰(zhàn)力，在面對武松時卻無人能敵。即使在連番激烈的車輪大戰(zhàn)中，武松也未曾被擊敗。直到他沖破敵陣，最終平靜地死去，仍然保有一份雄渾的氣概。宋江看到武松的死狀時，只見他挺立棍杖，目光怒視，依然威風凜凜。宋江呼喊了幾聲，但武松沒有回應。走近一摸，才發(fā)現(xiàn)他的身體冰冷，原來他早已離世。

《蕩寇志》本是清廷鷹犬所寫，描寫梁山一百單八將的結局時，這些英雄們大多都死于非命，顯然這是向當時的統(tǒng)治者表示忠誠的方式。然而，作者深知，如果過于貶低像武松和魯智深這樣的人物，恐怕連祖墳都可能被掘起。因此，他未敢讓他們死于他人之手，而是讓他們“自去”。至于其他的梁山好漢們，或者在戰(zhàn)場上被斬殺，或者被捕后押赴汴梁，最終死于凌遲。

在《蕩寇志》中，魯智深的境遇與武松相似，面對敵人時沒有任何一個“雷部將領”能與他匹敵。即便是張叔夜的兩個兒子輪番上陣，也未能打敗魯智深。盡管魯智深疲憊不堪，依然雄心勃勃：“兄長，等到殺了張家兩位小兒，接下來就是張叔夜，之后便打進東京，拆毀金鑾殿，與兄長共飲美酒�！濒斨巧钆c張家兄弟對戰(zhàn)兩天，宋江竟然沒有派人接替，戰(zhàn)斗結束后魯智深昏昏沉沉，錯把吳用當成了高俅。魯智深怒氣沖天，拿著禪杖亂舞，將忠義堂的桌椅擊得四分五裂，還大喊：“今天我就為民除害！”一番暴怒之后，魯智深心中的悶氣終于釋然，發(fā)出一聲“灑家今番大事了也”，然后便沉默不語，從此圓寂。

在《蕩寇志》里，魯智深和武松的壯烈歸天似乎有其深層的意義。我們知道，《水滸傳》中的魯智深和武松都是出類拔萃的好漢，而《蕩寇志》的作者顯然熟讀《水滸傳》，在他的筆下，魯智深幾乎與武松一同作出驚天之舉。如果魯智深目睹了武松因宋江的招安導致的慘死，他的大鬧忠義堂似乎并非沒有道理。實際上，魯智深大鬧忠義堂的情節(jié)完全有可能發(fā)生，因為兩人情同手足，武松的死必定深深觸動了魯智深的內心。

魯智深有三位生死與共的好兄弟，分別是九紋龍史進、豹子頭林沖和行者武松。與史進相比，武松無疑是他感情最深厚的伙伴。從二龍山起，魯智深與武松便結拜為兄弟，從未分離。盡管魯智深與史進的關系同樣密切，但武松才是他真正的知己和戰(zhàn)友。史進雖然與魯智深關系甚好，但他們并非同一群體，史進是少華山的大寨主，而魯智深則是二龍山的好漢，二者雖然盟友，卻不像武松與魯智深那樣一起并肩作戰(zhàn)。

從《水滸傳》中可以看出，魯智深在拳打鎮(zhèn)關西后極少親自殺生，只有在武松受傷時，他才憤怒至極，甚至不顧一切地追殺夏侯成。為了武松，魯智深可以不惜一切，而如果武松因宋江的招安死于非命，魯智深定會大鬧忠義堂，恨不得一棍將吳用和宋江拍死。魯智深的性格決定了他無法容忍背叛，特別是對宋江的種種行徑。

當宋江坐上梁山的頭把交椅時，他不僅篡改了“聚義廳”的牌匾，改為“忠義堂”，更表現(xiàn)出了許多與“忠義”背道而馳的行為。魯智深和武松雖然表面上不說什么，但他們必定對宋江的做法心生不滿。宋江曾親自屠殺青州無辜百姓，吳用則設計了李逵殺害四歲孩童，這些行為堪比蔡京與高俅，魯智深不可能視而不見。在心中早有積怨的他，最終決定以暴力來宣泄內心的憤怒。

魯智深的禪杖或許正是要為梁山的兄弟們討回公道，宋江和吳用的行徑，盡管看似在權力的角逐中合理，卻實際上充滿了背叛與偽善。若這些人最終掌握了朝廷的權力，豈非將更大范圍地壓迫百姓？與其讓這些道貌岸然的人繼續(xù)茍活在權力的高層，倒不如讓魯智深這樣的英雄去一一除去他們。

如果沒有招安之事，魯智深與武松這類英雄，怎能容忍宋江和吳用等人繼續(xù)橫行？這些似乎早已注定的沖突，可能永遠無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