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時期北方文學的主要代表、被尊為“北方文雄”的元好問，在大多數(shù)現(xiàn)代人的心目中是模糊的，只略知其“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的名句。實際上，元好問的一生正應了那句“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他年少成名，春風得意；中年山河破碎，歷經(jīng)喪亂；老時長歌當哭，書寫國難。一生的修行似乎都是在為書寫金史作準備，以詩存史，留下一個朝代真實的背影。

曾國藩說：“元好問是自漢魏至宋金之際，中國五、七言詩黃金時代的最后一位大詩人�！倍�金元易代之際，在國破家亡面前，華北地區(qū)出現(xiàn)前所未有的真空和失序，以元好問為代表的中原士人階層也面臨著空前的精神危機。如何在新朝體面生存？如何敘寫亡國的正統(tǒng)論？如何安放亂世理想？如何背負易代責任？是現(xiàn)實的問題，也是理想的危機。

日本學者高橋文治以近40年之力，逡巡在元好問與他的時代周圍，采取文學和史學相結合的方法，從文學的視角看歷史，從歷史的視野看文學。通過細致入微的文本解讀，以強烈的好奇心與同理心，聚焦元好問詩文中刻意未載的歷史片段，“在記錄的東西中尋找沒有被記錄的東西”，追尋失落的時代真相，還原易代知識分子復雜的精神世界，寫成了《元好問與他的時代》。

《元好問與他的時代》，[日]高橋文治 著，陳文輝 譯，中華書局2024年出版

高橋文治長期關注金元時期宗教、戲曲，擅長從社會史的角度解讀相關文學資料。本書尤其注意從時代大背景下來研究元好問，以“時代的空白”開篇，敏銳地指出金王朝滅亡后華北地區(qū)出現(xiàn)了“約30年間歷史上的王朝空白”，只有蒙古政權以榨取為目的的稅收體系，元好問等人“經(jīng)歷著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機”。了解這一背景，我們才能深切地感知以杜甫為榜樣的元好問對撰述金朝史的執(zhí)著與焦慮，也能真切地共情他千里迢迢給忽必烈奉上“儒教大宗師”這樣可笑稱號的舉動。他自覺背負起為金朝著史、為文人和民眾爭取生存空間的責任。正是如此的研究視角，可以從中觀或宏觀層面更全面地認識元好問。

高橋文治善于從小處入手，深入挖掘，有意留心元好問“不想寫也沒有寫的又是什么”“理由是什么”之后，在文本細讀中，得出新的結論與判斷。有些章節(jié)直接以某篇詩文為標題，如“《宛丘嘆》的真意”“《薄命妾辭三首》”。元好問“有時對他眼前切實存在的東西，好像是在故意地‘視若無睹’，或者說是‘故意地漏寫’”，“充滿了絲毫不愿直敘新體制的制度或實情的‘傾向’與‘意圖’”。作者選取《金史·白華傳》以及相關詩文為例：《白華傳》取材于元好問收集的原始資料，用超長的篇幅，只寫白華12年間的事跡，對其他人生階段的經(jīng)歷，一筆帶過，甚至連其卒年都沒有記載。元好問與白華交往的諸多詩文，“對于亡國后的白華的生活，元好問三緘其口避而不談”。原因就在于白華的降宋、再降蒙古的經(jīng)歷是元好問不愿意面對的污點，雖然其對白華之子白樸關愛有加。類似的還有張汝明墓表和張汝翼神道碑，對其亡國后的17年生活只字不提，只留下“其他尚多可稱，弗著”“君尚多可稱，弗著”這樣曖昧的表達。這些都體現(xiàn)了元好問的政治操守和做人原則，在文字表達上不去刻意揭短評惡。

元好問以詩文為金存史、著史，而時代成為他的背景。讀懂他，也許就能讀懂那個紛爭喪亂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