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彩霞　吳小元

第1565期

吳組緗，涇縣茂林人，當代著名的作家和學者。

吳組緗20世紀的30年代至50年代初期，致力于文學創(chuàng)作，他的文學作品大都取材于家鄉(xiāng)茂林一帶的鄉(xiāng)村生活。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吳組緗由清華大學中文系轉到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從事宋元明清文學史和古代小說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1980年7月為中國第一任紅學研究會會長。

俞平伯在上世紀20年代就開始研究《紅樓夢》，追隨胡適成為紅學的考證派。1954年10月，中國作協(xié)古典文學部召開會議，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中的觀點展開批判。吳組緗也參加了這次會議，并作了發(fā)言。

吳組緗認為俞研究紅學目的和方向不明確，只是以有無“趣味”“風趣”作為評論的標準。研究作品中的每一句話、一句詩，一個回目，甚至一個字，鉆牛角尖，完全是主觀唯心論的觀點，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越來越遠。

會后，朱德指示：“你們認為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不好，那你們怎么看？”就讓北大開一門《紅樓夢》研究的課。結果，這任務就落到組緗的肩上。50年代，組緗在北大開了專門的《紅樓夢》研究課程，吳組緗成為專題課的教授。當時北大中文系為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活躍學術空氣，由組緗和當時北大文學研究所的負責人何其芳，分別為同學開設《紅樓夢》專題課，此事曾轟動了校內外。

吳組緗先生在分析《紅樓夢》時，因為自己有小說家的實踐體驗，所以他對神話、“幻境”與“判詞”一筆帶過，而對人物的性格分析，則在其社會性和人生經驗上下功夫。

首先，吳組緗認為《紅樓夢》的主題是通過寫寶黛二人的愛情悲劇，控訴封建主義罪惡制度。

在分析寶黛二人的性格時，吳組緗認為，紅樓中黛玉進京投親，孤苦一人，因聰明早慧，很早就感覺到外部環(huán)境的封建政治勢力的骯臟、污穢和威脅，形成黛玉性格的是她與環(huán)境的嚴重矛盾。她的脾氣大，脾氣壞，就是與當時環(huán)境相矛盾的結果。寶玉與黛玉從小一處長大，彼此情投意合，建立純潔真摯的愛情。但二人又有局限性，熱烈地進行了自由戀愛，迫切地要求婚姻自主，但仍舊等待家長給他們訂婚。有階級的局限性，自己束縛自己，這是寶黛愛情悲劇的思想原因。而寶釵和寶玉之間的關系是一步步發(fā)展的。雖然寶釵不能得到寶玉的真心，但是取得賈府上下一干人等的喜歡。寶釵會經營，能夠支撐賈府的百年基業(yè)，所以最終成為“寶二奶奶”。這是寶黛釵三人的思相感情線。

另一方面造成寶黛悲劇的是社會制度的原因。寶玉是反封建主義的英雄和主將，具有個性自由、要求生活幸福的初步民主主義思想。但處于這樣的一個男性中心、家長統(tǒng)治而日益走向最后崩潰的封建主義社會制度之下，同處在這個黑暗腐敗的封建貴族階級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中，受到封建主義的高壓和迫害。寶黛的關系代表的是一代人——受封建勢力壓迫的青年男女，尤其是女孩子們——幸福問題，他們代表了一條路線：要求自由戀愛，自由選擇自己的婚姻對象，以取得自己未來的幸福，掌握自己的命運。這是一條反映了初步民主主義思想的路線。

薛寶釵要的是寶二奶奶的寶座，走的是封建主義道路。她雖然年輕，因為是生長在皇商家庭，所受的教育是講實利的，她沒有什么別的理想。而寶玉的擇偶對象最終選擇寶釵，因為封建家長們要通過寶玉的婚姻，尋找一位能維持賈府百年基業(yè)的繼承人。寶釵常勸寶玉走仕途經濟之道，是封建制度的維持者和繼承者，所以是最佳人選�！都t樓》一書反映了衰朽不堪、趨向最后崩潰的封建主義制度和處于萌芽狀態(tài)的初步民主主義的思想矛盾斗爭。

不僅是主要人物之間的沖突和矛盾，《紅樓》中的其他人物的矛盾都是屬于對立階級的斗爭。吳組緗認為，書中的十二釵，各以不同的具體條件、不同的思想品質、在矛盾斗爭中居于不同的和對立的地位。她們有的積極地參與統(tǒng)治，體現(xiàn)了封建主義的種種罪惡，顯示出非常丑陋的面目，如鳳姐；有的憑借壓迫勢力，依附封建主義秩序，施展卑鄙可恥的手段，獲得一時的稱心如意，如寶釵和襲人。而站在矛盾斗爭的另一邊，表明了進步的反抗思想和優(yōu)美品格，為封建主義所不容，因而郁結痛憤致死的，則為黛玉和晴雯。

《紅樓》一書對封建主義秩序傷天害理、泯滅人性以及種種丑惡庸俗的生活現(xiàn)象，給予嚴肅的暴露和鞭撻，對于為封建主義秩序所不容而其衰朽力量又不能控制的純潔真摯的人與人的關系和高尚美好的內心精神，則給以熱情洋溢的歌頌和宣揚。作者對兩相對立的事物，總是進行強烈鮮明的對比：把丑惡的方面加以漫畫化，使讀者深惡痛絕，予以唾棄，如對賈政、賈赦、鳳姐的惡劣思想作風和對賈璉賈珍等兩性生活的描寫。同時把美好的方面則加以理想化，使之光彩奪目，給讀者以強烈的吸引力，如對青年女子們的才情、慧質、豐富多彩的生活形態(tài)以及寶玉純潔深摯的兩性關系的描寫。

1956年，北大中文系開設《紅樓夢》專題課時，曾聘請了校文研所所長、詩人何其芳作《紅樓夢》學術報告。何認為，寶釵是一腦袋的封建思想，是一個典型的淑女。但吳認為她是一個實利主義者，什么事情對自己有利就干什么，多少有點市儈氣。看人要看實質，不能看表面。

比喻薛家進京投親。王家是回娘家，而姨家是外親，但是薛家一行偏要住到外親的賈家。作為商人的薛家就存在要攀附賈家、尋找依靠的心理。在興建大觀園，買來蘇州小紅子時，薛家讓出了占住的梨香院，但并沒有搬走，只是“另于東北上一所幽靜房舍居住”。

薛家為從長遠計，希望能以“金玉良緣”來和賈家結親，所以故意放風說寶釵的金鎖：“是個和尚給的，等日后有玉方可結為婚姻。”同時金鎖上的八個字剛好和寶玉的相配，大造輿論。而寶釵也是整天把沉甸甸、冷冰冰的金項圈戴在脖子上。元春的端午節(jié)禮，紅麝串只有寶釵和寶玉兩個人才有。因而其中的微意不言而喻。平常從不施花粉兒、從來不愛打扮的寶釵，熱天竟然把麝串戴起來到處顯示。

滴翟亭撲蝶一節(jié)，作為封建淑女寶釵，本不該偷聽別人的密談，這不符合淑女的身份。寶釵不僅偷聽，見馬上要暴露，又轉嫁給黛玉，用了“金蟬脫殼”之計，裝模作樣地說：“顰兒，我看你往哪藏？”還故意跑進亭子里，東找西打，一面說一面走，自己心里又覺得好笑。

紅樓中主要筆墨賈、林、薛三人，其余的眾多人物也是圍繞主要人物展開的。在吳組緗《談〈紅樓夢〉里幾個陪襯人物的安排》中舉例說：甄士隱和賈雨村在開頭是籠罩全書的主題思想，為準備開展悲劇故事而安排的兩個人物。作者在“派”賈雨村先后“送林、薛兩個人進府和寶玉會合的的過程中，就手分別介紹了賈、林、薛三家的家世和境況。這對于介紹中心人物、開展悲劇故事是不可少的。甄士隱，聯(lián)系著神話世界跟癩僧跛道的關系，二人有映照賈寶玉的性格、暗示寶玉未來出路和下場的意義。另外，甄士隱和賈雨村相配還有作為結束全書的線索的作用。甄和賈之間另有一種關系，即后來因封肅、嬌杏、英蓮和葫蘆僧等而產生的許多間接關系。甄士隱父女、葫蘆僧和賈雨村的關系，賈雨村和賈、林、薛各豪門的關系，本身又自成一個廣闊的社會關系：這對當時的社會和政治吏治做了高度的集中概括，揭露與批判驚人得深刻 ，和書里的核心內容都是息息相通、處處相關的。這種安排，表現(xiàn)了作者對社會生活豐富的經驗閱歷，寄托了作者自己深厚的感慨和憤懣。

對于《紅樓夢》后四十回的看法和作者問題，吳組緗先生基本上有兩大意見。第一，很有可能是曹雪芹自己寫的。至于前后有修改痕跡，很可能是隨著人生閱歷的加深以及“批閱十載，增刪五次”造成的：可能只有原作者曹雪芹本人有此種敏感；無論續(xù)書作者是誰，連同脂硯等批者在內，都不像能夠有此水平。吳組緗說：設想，曹雪芹以他的歷史條件和生平經歷，寫作這樣一部博大精深的作品，隨著創(chuàng)作實踐的進展，對生活現(xiàn)實的認識自必不斷有所提高。寫到后面，必得回頭改寫前面，還需重新修改后面。

后四十回即使真的是他人所續(xù)，曹雪芹也應該感謝他。因為續(xù)書作者“在核心部分保持了悲劇結局；有不少的段落寫得頗為動人”，而且兢兢業(yè)業(yè)，亦步亦趨，認真臨摹，“致使一般讀者，以至電子計算機，發(fā)現(xiàn)不出它的借手痕跡”。

1956年，組緗發(fā)表了在學術界影響很大的紅學力作《論賈寶玉典型形象》和《談〈紅樓夢〉里幾個陪襯人物的安排》。其后，紅學研究有了很大的發(fā)展，產生了許多新的論著。但像組緗這樣立足于對小說藝術描寫具體、細致、深入的分析，表現(xiàn)了驚人的藝術眼光和審美判斷力的、內容厚重的紅學論文，至今仍不多見。

吳組緗對《紅樓夢》的賞析，有自己獨特的見解，特別是對劇中人物的分析帶有指導性的意義。但是因為處于特殊的時期，吳組緗的紅學觀點難免帶有時代色彩，強調階級性、政治性。后來的紅學研究者在此基礎上，不斷拓展紅學的研究領域和范圍角度，在政治學而外，主要是從人類學、倫理學、美學、文化學、心理學這樣一些角度切入，讓紅學研究不斷走向深入。

（作者葉彩霞、吳小元系宣城市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